作者：王建柱

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于1945年4月23日—6月11日在延安楊家?guī)X中央大禮堂召開，距今已整整75年了。這是一次承前啟后、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大會。時隔75年，透過那些流傳下來的珍貴記憶，人們依然能觸摸到歷史的痕跡，一個又一個故事在其中蜿蜒展開……

會議召開時間多次延宕

中共六大是1928年6月在蘇聯(lián)首都莫斯科舉行。而七大卻到了1945年4月23日才在延安召開，相隔了17年之久。相距這樣長的時間，是有其特殊的歷史原因的。

實際上，早在1931年1月的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就曾有過準備召開七大的動議。然而，隨著國民黨反動派發(fā)動的對中央蘇區(qū)的一次又一次的“圍剿”，七大的準備工作被迫中斷。

全面抗戰(zhàn)爆發(fā)后，1937年12月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了《關于召集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決議》并成立了七大籌備委員會，但由于諸多因素的干擾并未開展實際工作。

1938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再次開會，討論關于召開七大的有關事項。當年的11月，中共六屆六中全會通過了《關于召集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決議》。1939年6月和7月，中共中央書記處先后兩次向各地黨組織發(fā)出選舉七大代表的通知，并要求當年9月1日前確定代表人選。但由于國民黨反動派接連發(fā)動了兩次反共高潮，七大再次延宕。

1941年3月12日，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在當年的“五一節(jié)”召開七大。后因整風、大生產等運動再次推遲。1943年7月17日，中央書記處向中央政治局提出在8個月到9個月內召開七大的建議。8月1日又發(fā)出了《關于“七大”代表赴延安出席大會的指示》。后因中央政治局重新召開整風會議，已經啟動的會議進程再次中斷。直到1944年5月，整風運動基本結束時，七大才又提上議事日程。

1945年4月23日，具有歷史意義的中共七大終于開幕。

在自己建造的房子里開黨代會

與七大開會的時間數度更改一樣，會議地點的確定也是反復了多次。

中共中央最初考慮會議在陜北安塞縣舉行，那里環(huán)境隱蔽且便于防空，是召開大型會議的理想之地。但有幾點不盡如人意之處：一是交通不便；二是離黨中央所在地延安較遠；三是那里的生活物資比較缺乏，供應難以跟上。中央領導通過反復權衡利弊，只好放棄了這一方案。

后來，經多方權衡，最終將七大會址選定在了延安楊家?guī)X。

禮堂的地基是原有的一座可容納三四百人的磚木結構、茅草覆頂的禮堂在遭受火災后留下的廢墟。會址確定后，李富春便請延安自然科學院的建筑專家楊作材重新設計了建筑方案。

除了當地的建筑工人之外，中央機關以及部隊院校的很多干部職工也參加了義務勞動。但當初人們并不知道這座建筑是什么用途，因為開會一事是嚴格保密的。

楊家?guī)X中央大禮堂1941年開始修建，1942年完工。整個禮堂建筑樸素大方、壯觀美麗，體現了中西合璧的設計風格——外觀是仿蘇聯(lián)式，內部是陜北窯洞式的石拱結構。禮堂可以容納上千人。修建這么一座禮堂，在當時的延安，可稱得上“宏偉建筑”了。這也是當年延安唯一的有木梁和木柱的大型建筑物。因為前六次黨代會都是在別人修建好的房子里召開的，所以，朱德風趣地說，這是我們黨第一次在自己修建的房子里召開代表大會。

“我們不要把犯過錯誤的人推出去”

選舉黨的第七屆中央委員會是七大的一項重要議程。經代表們充分醞釀和討論，會議選舉產生了新的中央委員會，其中包括王明等幾位犯了嚴重錯誤的同志。

高揚文作為太岳區(qū)的代表參加了這次會議。選舉中央委員會時，高揚文擔任計票員。投票后，一個身軀高大的人突然出現在計票員們面前，大家抬頭一看，原來是毛澤東來到了他們的工作現場。

毛澤東坐了下來，笑容滿面地問起每位候選人得票的情況。大家將已經計算出來的票數向毛澤東作了匯報。他很關心地詢問了洛甫（張聞天）與博古（秦邦憲）的得票情況，還特別問了王明得票多少。因為票數還未統(tǒng)計完，計票員如實作了回答。

毛澤東沉思片刻后說：“最好能選上?！彼终f：“‘七大’是一次團結的大會，犯了錯誤的人也有代表性……我們不要把犯過錯誤的人推出去，而要團結他們。犯了錯誤，改了就好?！比缓?，毛澤東平靜地坐在那里，耐心等待著計票員們把選票統(tǒng)計完畢。當毛澤東看到博古、王明最終被選上中央委員時，臉上露出了笑容。

毛澤東為什么這樣關心博古，尤其是王明能否選上中央委員呢？毛澤東在作關于選舉方針的報告時解釋說：從黨的歷史經驗來看，對過去犯錯誤的同志不應一手推開，只要他們承認錯誤，并決心改正錯誤就行了。

用鏡頭記錄歷史瞬間

這次大會的規(guī)模之大、時間之長都是空前的，而為大會攝影的任務就落在了延安八路軍總政治部電影團的肩上。為了拍攝好這次會議，電影團負責人吳印咸會前就趕到了會場，了解拍攝條件，反復研究，確定拍攝辦法。

由于國民黨政府的經濟封鎖，那時膠片的來源在幾年前就已經斷絕了，吳印咸一向節(jié)約，特意留有備用。大會期間，為節(jié)約膠片，吳印咸一再精打細算，做了仔細而周密的拍攝安排，每個重要的議程和會議瞬間，吳印咸都沒有漏掉。

在拍攝作《論聯(lián)合政府》的政治報告的毛澤東時，吳印咸既用攝影機又用照相機，多角度拍攝下毛澤東富有表現力的手勢和神情；在拍攝作《關于修改黨章的報告》的劉少奇時，吳印咸從側面取像，將劉少奇身旁的一束鮮花納入照片中，使這幅簡單的人像攝影具有了藝術的美感；在拍攝作《論解放區(qū)戰(zhàn)場》軍事報告的朱德時，吳印咸將朱老總置于畫面的左方，使主席臺上的領袖群像巧妙地成為照片的背景，不但突出了人物，而且顯示出了拍攝的事件背景；在拍攝作《論統(tǒng)一戰(zhàn)線》發(fā)言的周恩來時，吳印咸大膽采用了仰拍的手法，畫面上部留出了大面積的空白，頂上一盞明亮的燈進了照片的左上角，使照片帶上了濃厚的象征意義：中國人民的革命是在指路明燈——中國共產黨的照耀下前進的。

眾多照片中，七大全景的那張照片最費心思，也是流傳最廣的照片之一。這張全景照片，看起來好像是用廣角鏡頭拍攝的，其實，在當時的條件下，吳印咸手中只有幾部老式相機，而且都是固定的標準鏡頭，根本不可能拍出如此寬闊的場景。于是吳印咸就想了兩套方法：第一種方法是拍單幅的照片，第二種方法是用接片來對照片進行處理。后來進行照片對比，人們一致認為還是接片的效果較好。

會間活動多彩多姿

為了慶祝七大的召開，有些機關和部隊專門設計了一些紀念品，贈送給七大代表作為留念。

在這些紀念品中，大家最為珍視的當屬七大代表證。這是大會秘書處為代表們專門制作的。代表證的尺寸只比火柴盒稍大。打開代表證，可以看到左邊印有代表證的編號，右邊印有代表的姓名、座位號及注意事項。

大會之前，延安上演了《甲申三百年祭》《李秀成之死》等話劇，還給代表們放映了《列寧在十月》《列寧在1918》等蘇聯(lián)電影。這些影片有的是譯制好的，沒譯制的就由蘇聯(lián)回來的同志當場做口頭翻譯。

6月10日，在大會結束的前一天晚上，全體代表觀看大型歌劇《白毛女》，會場的氣氛感人至深。（王建柱）

（摘編自2015年4月23日《解放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