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種，美國汲取獨往獨來即“單邊主義”或者僅僅依靠“意愿者和能力者聯盟”的教訓，仍然需要“多邊主義”或者“伙伴關系”。如果經常與這類主張多邊主義與國際合作的美國人打交道，人們可能會以為美國外交政策正在“回到正確的方向”上。確實，主張通過全球和區(qū)域的“伙伴關系”，對付“共同挑戰(zhàn)”，聽起來不錯，做起來也可以。

但是問題在于，對待國際組織和國際論壇，美國的長期立場眾所周知，它們不過是美國外交政策的工具。借助安理會來合理化和合法化美國侵略性的外交政策，以及通過二十國集團或者聯合國氣候變化談判機制等整合對付美國面對的全球挑戰(zhàn)而迫切需要的全球資源。所以，“多邊主義”和“伙伴關系”之下的美國，對于中國等來說，恰恰是一種巨大的挑戰(zhàn)，而并非等同于中美合作的機會。

如果中國等國家在聯合國不支持美國提出的動議，或與其保持默契，美國自然暴跳如雷，而選擇“意愿者和能力者聯盟”；如果中國不能在號稱是“全球治理”的機構或論壇配合美國，美國就會給中國扣上不愿承擔“更大國際責任”的帽子；更有甚者，美國敵視任何不包括美國在內的地區(qū)合作，如上海合作組織等。

美國霸權的危機和美國為解決這一危機而采取的戰(zhàn)略和政策，都與中國息息相關，是現在更是未來影響中國外交戰(zhàn)略決策的無法回避的頭號國際因素。中國未來的任何外交政策成敗在于如何認識和對付美國挑戰(zhàn)。(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主任 龐中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