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深入群眾,扎根群眾,與群眾進行直接溝通。比如,古巴共產黨要求所有領導定期下基層;黨政官員分散居住在居民區(qū),接受所在社區(qū)的管理;干部無特權,部長工資低于教師和科研人員;政治局委員出國輕車簡從。新加坡人民行動黨規(guī)定,包括部長在內的議員,每周安排一個晚上走訪選區(qū),任期內遍訪所有選民;每周安排一個晚上接待上訪群眾。
二是適應媒體社會、運用網絡技術開展群眾工作。德國社民黨和基民盟,英國工黨和保守黨的干部和議員都與大眾傳媒保持著良好關系,通過媒體來發(fā)布信息和主張,介紹工作。一些政黨以政黨網站、博客網頁等與民眾實現網上溝通。目前,世界各國一些主要政黨都建立了自己的網站,并在網頁上公布黨的信息,供民眾瀏覽。各黨還定期或不定期地組織黨的領導人同網民進行網絡對話,解答選民的提問和質疑。
三是通過非政府組織和社會團體拉近黨與群眾的距離。社會團體和非政府組織各自聯系著一部分社會民眾,是執(zhí)政黨開展群眾工作可資借重的力量。首先,各國執(zhí)政黨采取措施,加大對工、青、婦等黨的外圍組織的培育。黨通過政治支持、資金投入、培訓選拔等方式提高這些組織的行動能力,為黨爭取群眾支持發(fā)揮作用。其次,加強與社會團體、非政府組織的溝通聯系,使它們在利益表達、政策制定和政策執(zhí)行方面與執(zhí)政黨合作。
3. 尋求擴大社會基礎,保持黨對社會的開放
政黨執(zhí)政后,不僅要有自己的階級基礎和骨干隊伍,還要團結盡可能多的人民群眾,代表方方面面人民群眾的利益,使自己擁有最廣泛的群眾基礎。為贏得民眾的理解和支持,許多政黨采取了向社會開放的做法。德國社會民主黨在1998年的競選綱領中強調,要邀請一切社會力量與之合作,要依靠從雇員到企業(yè)家,從手工業(yè)者、自由職業(yè)者到工程師、科技人員,從工會員工到所有中間階層的一切人。英國“新工黨”在對自己的傳統政策主張進行調整時,也把目光轉向中間階層,強調要“摒棄階級政治”,尋求跨階級合作。西歐社會黨還普遍采取向非黨員開放組織生活、與不同社會群體和個人建立自主專題論壇、吸收黨外精英參加本黨議會黨團等,加強與公民的溝通。
4. 妥善處理民族、宗教問題,調解內部紛爭
在多民族、多宗教國家,民族宗教問題關系到執(zhí)政黨的前途。前蘇聯、南斯拉夫、波蘭等國的執(zhí)政黨在這方面曾有過慘痛教訓。蘇共在處理民族問題上的失誤,一是政策過急,搞人為同化。二是對少數民族優(yōu)撫有加,使民族主義不斷膨脹。三是對民族分裂主義勢力妥協退讓。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的分裂,都與原執(zhí)政黨處理民族問題的失誤有關。波蘭黨在處理宗教問題時,沒有擺正政教關系,使教會站到了黨的對立面。但是,也有一些執(zhí)政黨在這方面表現出色。新加坡人民行動黨的做法是:利用“組屋”政策促進各民族的融合;實行民族不分大小一律平等的政策;通過各種活動加強各民族的接觸和交流。馬來西亞巫統在馬哈蒂爾出任主席后,也大力推行多元民族、多元宗教、多元文化的融合政策,同時采取措施鼓勵各民族共同發(fā)展,以消除引發(fā)民族矛盾的經濟根源。一些國家執(zhí)政黨的實踐還表明,堅持政教分離,依法管理宗教,做好少數民族和宗教界上層人士的工作,特別是做好民族知識分子的思想工作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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