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關(guān)于新民主主義社會的文化制度問題。黨的新民主主義社會的文化制度，是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教育，肅清封建的、買辦的、法西斯主義的思想文化，提高全國人民的文化水平。天津解放后，面臨著如何改造半封建半殖民地舊文化，建立新民主主義文化的重要問題。劉少奇在調(diào)查研究天津文化教育方面工作時，感到接管干部對貫徹新民主主義文化認識不清，在一些具體問題處理上還把握不準。如接管時把私人辦的報刊一律停辦，造成人家說我們限制言論。針對出現(xiàn)的問題，劉少奇指出：“對書報、戲曲、電影的審查尺度要放寬，防止過急過‘左’”。 劉少奇認為，可以對舊文藝進行改造，凡不屬于有反動背景的文化形式我們都可以利用和改造，起到為人民大眾服務(wù)的作用。他說，清除半殖民地半封建腐朽文化是我們的任務(wù)，但應(yīng)當允許有利于我們的私人報刊出版和其他文藝形式的存在。關(guān)于學校教育問題，劉少奇主張要允許私人辦學校，這樣可以解決政府財力不足問題。針對有人提出“學術(shù)自由”、“教授治?！笨谔?，劉少奇指出：“要注意，學校也是國家機構(gòu)的一部分，是階級斗爭的工具?！?劉少奇說，馬克思主義是真理，是不怕自由討論和辯論的，如果當成學術(shù)研究去搞，是完全可以的。包括對于共產(chǎn)黨的方針政策都可以研究。 劉少奇要求接管干部要學會做知識分子工作，要主動接近他們。不能放松對于文化教育事業(yè)的領(lǐng)導。劉少奇的這些見解，對于指導黨員干部實踐新民主主義社會文化制度，進一步解放思想大膽工作，管理好城市意識形態(tài)，產(chǎn)生了積極影響。
劉少奇的天津之行和“天津講話”，貫穿了毛澤東關(guān)于新民主主義的理論，探討了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實踐與認識問題。不僅對于指導剛剛解放的天津?qū)嵺`新民主主義理論起了重要的作用，同時，劉少奇還對于一些重要問題闡述了自己的見解，如關(guān)于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時間問題；“和平過渡”及“和平贖買”問題等等。這些對于提高天津黨員干部的思想理論水平，統(tǒng)一對新民主主義社會的認識，貫徹黨的七屆二中全會決議，都具有重要的指導作用。
三、“天津講話”的深刻意義在于糾“左”
關(guān)于劉少奇“天津講話”的是與非，在黨的歷史上曾經(jīng)引發(fā)過爭論。劉少奇認為他的“天津講話”沒有原則上的錯誤，但有些話不夠妥當。這與毛澤東對“天津講話”的態(tài)度是吻合的。毛澤東對劉少奇的“天津講話”總體是肯定的，認為講得好，只是提出“剝削越多越好”的話不一定這么講。這是毛澤東1949年聽薄一波匯報劉少奇“天津講話”內(nèi)容時所表示的態(tài)度。在黨的七屆四中全會上，針對高崗攻擊劉少奇所散布的流言蜚語，針對劉少奇顧全大局所作的自我批評，鄧小平發(fā)言說：“少奇同志在自我批評里講到的對資產(chǎn)階級的問題，和與我聽到的那些流言不同。對資產(chǎn)階級問題，雖然我沒有見到1949年初少奇同志在天津講話的原文，但是據(jù)我所聽到的，我認為少奇同志的那些講話是根據(jù)黨中央的精神來講的。那些講話對我們當時渡江南下解放全中國的時候不犯錯誤是起了很大很好的作用的。雖然在講話當中個別詞句有毛病，但主要是起了好作用的。當時的情況怎么樣呢？那時天下還沒有定，半個中國還未解放。我們剛進城，最怕的是‘左’而當時又確實已經(jīng)發(fā)生了‘左’的傾向。在這種情況下，中央采取堅決的態(tài)度來糾正和防止‘左’的傾向，是完全正確的?！?鄧小平的這番話是公道的，講出了劉少奇“天津講話”的本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