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困境”這個術語見之于鮑曼《流動的現(xiàn)代性》一書，意指“當代到處存在的不穩(wěn)定性”，也就是現(xiàn)代風險。如像薩斯、甲型H1N1流感那樣的新型疾病、不知何時到來的恐怖威脅等等。世界性的認同危機，同樣也是一種人類困境。2008年底去世的美國學者塞繆爾·亨廷頓，1996年出版的《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一書，實際上就是在探討世界性的文明認同危機及其應對。這次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fā)的、禍及全球的金融危機，使我們又一次見證了這種人為造成的“人類困境”，給人類自身社會生活帶來的巨大威脅。迄今為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一新型社會主義，在應對象薩斯、恐怖主義、民族認同問題、文化認同困難等這類新型風險中的表現(xiàn)是上乘的。
中國的社會發(fā)展和轉型，不僅要有效應對世界性的“人類困境”，而且必須有效處理種種特有的挑戰(zhàn)，這后一方面無疑是更經常、更具有基礎意義的。從社會學視角看，與社會建設緊密相聯(lián)的特殊挑戰(zhàn)，我曾把它歸納為六個方面，這里只能稍加解釋，不能詳細展開。
第一，在市場經濟陌生人的世界建立社會共同體的挑戰(zhàn)。關于這一挑戰(zhàn)出現(xiàn)的原因，上面已經做了解釋，不再重復。在一個市場經濟的陌生人世界里，構筑人際關系和諧的、互助合作的新的社會共同體，這是時代提出的新課題，通過制度創(chuàng)新破解這個難題，是我們必須面對的挑戰(zhàn)。
第二，在價值觀開放多元的時代促進意義共同性的挑戰(zhàn)。社會建設、社區(qū)建設，不僅要在市場經濟的陌生人世界里，構筑人際關系和諧的、互助合作的新的社會共同體，而且要在價值觀開放多元的時代促進意義共同性；不僅要進行制度創(chuàng)新，而且要進行價值重塑。因為一個社會、一個社區(qū)能夠成為一個共同體，除了有形的物質的組織聯(lián)系外，還必須有無形的價值性的精神紐帶，那就是意義共同性，也即共同的社會認同。
意義共同性或價值共同性，是社會成員、社會群體或社會階層對自己在社會中所獲利益、所處地位，自我賦予相似或相同的認知。因此意義共同性以利益共同性為基礎，但又不等于利益共同性。因為利益共同性并不能必然保證產生意義共同性，社會成員、社會群體或社會階層有可能對相同的利益賦予不同的意義，甚至相反的意義。因此，培育、提高社會成員將利益共同性轉化為價值共同性的實際能力是很重要的。在這個快速變遷和明顯分化的時期，社會越來越凸顯出對于意義共同性的要求。
正如社會共同體的構建，主要是與合理配置和培育以物質利益為主的有形的“硬”社會資源，從而是與增強和培育硬實力聯(lián)系在一起的，而意義共同性的構建，則主要是與合理配置和培育以文化力量為主的無形的“軟”社會資源，從而是與增強和培育軟實力聯(lián)系在一起的，進一步又是與將軟實力轉化為硬財富聯(lián)系在一起的。社會成員在觀念和價值觀方面的共同性，其意義絕不亞于社會在利益結構方面的共同性。它觸及到了，在一個急劇變遷和分化的時代，“我們何以能夠共同生活”這樣一個核心難題，不能不是一個嚴峻的挑戰(zhàn)。隨著物質生活的提高，社會認同問題會越來越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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