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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中華民國史事日志》1936年12月10日也有記載：“中共代表周恩來及張沖自南京到西安，準備去陜北（周與第三國際代表潘漢年在南京與陳立夫、張沖、張道藩商談多次，不時往來京陜之間）?！?/p>

要證明陳立夫的回憶與《中華民國史事日志》記載的錯誤，唯一的辦法就是證明西安事變的當天，周恩來究竟在哪里。

《周恩來年譜》的12月12日沒有記載周恩來的具體活動。直到12月13日上午，才記載周恩來出席中共中央常委擴大會議，并發(fā)了言。

斯諾在《紅色中國雜記》中說，蔣介石在西安被扣的消息傳到保安的那天晚上，保安舉行群眾慶祝大會，“毛澤東和其他一些人出席了大會，并講了話。會上通過一個決議——要求公審賣國賊蔣介石?！彼怪Z沒有提到周恩來。

共產(chǎn)國際派到紅軍任軍事顧問的李德，在《中國紀事》中不確定地提到了周恩來：“我也參加了這個集會，毛澤東首先在會上講話。在他之后，就我回憶有朱德和周恩來的講話。”不過李德已經(jīng)記不清具體的日期，說集會的時間是“這一天或第二天晚上”。

張國燾在《我的回憶》中也說西安事變時周恩來在保安，卻又說周恩來于12月13日到了西安。

葉子龍回憶把事變的首日電只交給了毛澤東，并不像通常那樣，同時通知周恩來。

不管是陳立夫還是斯諾等人，單憑記憶在回憶數(shù)十年前的某個具體日子和具體人的活動時難免差錯。

從現(xiàn)有史料看，既不能證明周恩來就在保安，也不能證明周恩來就在西安?？磥?，要證明西安事變當天周恩來的活動內(nèi)容，僅僅依靠電報的署名或個人的回憶是不夠的，還需要進一步發(fā)掘具體的歷史記載，才能最終破解這一謎團。

盡管西安事變還存在不少謎團，但作為歷史的轉折點又很簡單，有些結論應該是可以取得共識的：蔣介石逆勢而動堅持內(nèi)戰(zhàn)，只能是自作自受自取其辱；紅軍正當防衛(wèi)順勢而為，既是為了停止內(nèi)戰(zhàn)共同抗戰(zhàn)，也是為了爭取生存和發(fā)展；共產(chǎn)黨最終禮送蔣介石并尊其為領袖，與蔣介石的誓滅紅軍形成鮮明對比；西安事變雖然對國共兩黨都是機遇，但對中華民族更是難得的幸運；西安事變作為秘密戰(zhàn)線的杰作，注定眾多出生入死的歷史功臣只能做默默無聞的幕后英雄。

“我不認為少帥在中國還能挽救自己，但少帥發(fā)動的壯舉必將挽救中國?！睔v史已經(jīng)驗證了張學良的私人飛行員、美國人雷納德1943年在紐約出版的回憶錄中所做出的預言。

（作者為南京政治學院上海分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