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tǒng)文明與現(xiàn)代性
納瑟：我認為需要特別注意的一點是，中國、印度和伊斯蘭世界的知識界對于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的反應是不一樣的。中國學界在19—20世紀時便接受了由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帶來的“世俗化的人的理性”思想并把它運用到學術研究當中，這也是中國傳統(tǒng)世俗化的一個開始；在印度學界，19世紀，只有少數(shù)一些學者，接受了文藝復興的理念和啟蒙運動的思想；但在伊斯蘭世界，18—19世紀，主流學界對此一直持反對態(tài)度。直到20世紀中期才有一些學者支持這種世俗化思維方式。但這也從來不是一種中堅力量。
我想指明并讓大家思考的是為什么會有這種差別。因為直到啟蒙思想傳入時，中國和伊斯蘭社會都是有著極大相似性的。如對道德觀的尊崇，相信世界萬物有自然規(guī)律，人的行為也有宇宙的力量，還有對長者的尊敬，對家庭負責，以及遵守法律。另外，中國和穆斯林民族一樣，是一個崇尚中庸的民族。他們行事溫和，避免極端。
杜維明：一位名叫彼特·博格的學者曾提到過對于西方挑戰(zhàn)或者說啟蒙思潮挑戰(zhàn)四種不同的反應類型。首先是激烈的反對，反對者說，這與我們自己的文化太不一樣了，我們不要在還未批判性地理解其長遠的含義之前就接受它——這是在伊斯蘭世界里。然后我們看到另一種態(tài)度，那是幾乎“全盤西化”：讓西方的東西進來，這是引領我們走向現(xiàn)代化的唯一途徑，以拋棄我們自己的文化傳統(tǒng)為代價。比如中國的“五四運動”激發(fā)了各種積極有力的思想，但“反傳統(tǒng)”也是“五四”遺留下來的重要特征。這是第二種類型。第三種反應類型，是讓西方的東西與一些傳統(tǒng)觀念共存，有時不是出于自愿的。當然，另一種方式是讓這二者融合，我們還未看到一種很好的融合。人們做了各種各樣的嘗試，想將傳統(tǒng)文化和西方所謂的現(xiàn)代性融合起來。
在17、18世紀，尤其是19世紀和后來的20世紀前半葉，西方的思想，這種不可思議的強大的意識形態(tài)培育出了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更不用說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等等。目前的重大問題是，這種思想方法是否能幫助人文主義進入21世紀？我們都知道這是很有問題的。從19世紀中期起，中國的知識分子漸漸變得激進，很多人認為只有革命精神才能最終將中國從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中解救出來，必須向西方學習，摒棄我們自己的文化。但同時，一種很強的責任感也在盛行。于是，兩種非常強大的意見共存了，一種是反傳統(tǒng)主義，另一種是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這二者間有明顯的矛盾，這矛盾存在于對難以消化的外來文化的接受和向西方學習以自強的意識。所以，強烈的民族主義、愛國主義與對中國傳統(tǒng)的劇烈抨擊共存了一段時間，非常矛盾，很難和解。
我對于啟蒙思潮的批判是，盡管其主張的一些價值觀表面上很積極，如自由、平等、法治、人權和個體尊嚴、理性，在20、21世紀幫助我們理解這個世界，但它的過程有兩項重要缺失：一是啟蒙運動為了批判基督教而走向批判人類的精神領域，因此那種超越人類世界的限制、想要走得更高、追求精神世界的訴求也被拒斥了，這使它成為世俗的人文主義；另一個更嚴重的缺失是，啟蒙運動里缺少了對人與自然關系的評判。從培根時代開始，世人就認為，知識即力量，力量既包括對自然的認識，也包括對自然的控制，這就使得自然成為受人利用的客體。這造成了我們今天面臨的一些嚴重問題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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