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身外
公元1938年的春天,嗡嗡顫顫的蜂鳴回響在成都郊外的油菜田里,此時,黃仁宇正同他中央軍校的同學們一起在操練立正或稍息,多年以后他還記起這個場景,它讓人忘掉一切,只感念時間的永恒。此時“大歷史”還沒有進入他的視野。
公元1997年8月27日的傍晚,我坐在南京東郊麒麟門山腳下一排平房的空地上,正欲讀一本書。若有所思之間,過去無法收攏合口的串串片段突然匯成一線。當時我在山腳下的一所職業(yè)中學任教。開學在即,校園荒蕪了一個夏季。后山上的草繁盛茂密,將往日所見的裸石坡面完全遮住了。山腳下、宿舍前是繁忙而擾人的寧杭公路。離此不遠,還有一條黃金陸道——滬寧高速公路,剛剛通車。好像所有往東南去的通道都在這兒匯集并在此突破,朝向一個更加開放和渺遠的空間。這個場景是那樣地熟悉。
“那是在1764年10月15日,羅馬,我坐在坎皮托的廢墟間沉思,當赤足的修道士在朱庇特主神大殿內(nèi)晚禱時,我開始有了想寫這個城市衰亡之念。”英國歷史學家愛德華·吉本坐在古羅馬城的遺址間,聽著修道士的晚禱,突然有些感念這個曾經(jīng)繁華競逐的大帝國的過去;我坐在圍墻外南來北往的轟隆隆的車聲和墻內(nèi)跡近荒園的靜滯中突然想起了自己的過往和人類的過去,準備寫二者的合體——歷史的身外——大歷史退去,個人尤在幕前。
顯然,歷史的身外一貫如此。
另一位英國歷史學家阿諾德·約瑟夫·湯因比也曾就此追問:“為何我是一個歷史學家,而不是一個哲學家或物理學家?”并非歷史學家有究底癖,他在追問他的歷史觀,因為他從小接觸的是希臘—羅馬古典世界。這個世界的盛衰榮辱、滄海桑田在他的不斷追問中化為一個單位文明,從生到死。也許只有他才能勾兌好這些單位文明與他自己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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