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濤認為,“任何事物包括文化傳統(tǒng)都有積極、消極兩個方面,需要從兩個方面去做整體把握”,“對傳統(tǒng)文化的積極弘揚,本身就是建立在對傳統(tǒng)的客觀分析之上的,包含了對傳統(tǒng)負面內容的批判”。這應該說是講了文化的“整”(系統(tǒng)性)與“分”(可析取性)。既然是“可析取”,那么,當一個民族的文化與另一個民族的文化相接觸和交流時,就可析取其優(yōu)長的、為人類社會發(fā)展所“同”的因素,而不必是全盤吸收;當一個時代的民族文化在繼承前一個時代的文化時,就可析取其積極的、恒常的因素,而不必是全盤繼承。這里的“可析取”,當然就要“撇開”原來與這些因素整合在一起的那些內容。
李憲堂說,“撇開歷史的、現實的內容,將傳統(tǒng)的‘積極方面’抽取出來,只具有認識論的意義?!彪y道這里就沒有文化發(fā)展的意義嗎?“事實上,人們所能從傳統(tǒng)中抽取出來的‘積極的’東西,只是一些有待發(fā)揮的價值信條和有待填充的概念形式而已。”如果是“一些有待發(fā)揮的價值信條”,似未嘗不可;如果只是“有待填充的概念形式”,那么,這只是他所說的“借用”,而不是“析取”。
李憲堂說,“在(歷史的)現實生活中,所謂‘積極的’、‘消極的’因素本來是互為前提、互為因果的?!钡拇_,這種“互為前提、互為因果”構成了歷史文化的系統(tǒng)性,但我們不能因此而否認了歷史文化的可析取性(張岱年先生在上個世紀三十年代和八、九十年代對此論述頗多,這是他主張文化發(fā)展乃是“綜合創(chuàng)新”的一個理論前提)。如果因其系統(tǒng)性而否認了可析取性,那么不同時代的文化就會是斷裂的或完全沖突的。文化的系統(tǒng)性并非莊子所說的“混沌”,七竅開則混沌死;相反,因為文化系統(tǒng)中的因素是可析取的,所以一個民族的文化才能批判繼承,吐故納新,而保持活力。如果把民族文化的發(fā)展比喻為“治病”,那么診斷出病人的致病機理當然是重要的,但同樣重要的是要調養(yǎng)病人機體中的“正氣”,此即中醫(yī)所說的“正氣不衰,則邪氣不侵”。在這里,弘揚正氣和抵御邪氣都是重要的。只有如此,中華民族及其文化才能在新的時代不是一個“病夫”,而成為一個健康的強者。
- 2010-01-21國學學科可從試點做起
- 2010-01-14幼兒園"試水"國學教育 小朋友回家教爸媽禮儀
- 2010-01-05該不該為國學上戶口?
- 2009-12-28學者稱確認曹操墓證據不足 國學研究不能炒作
- 2009-12-24國學院已歸來,國學該如何歸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