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7月23日，是一個非常普通的日子。
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號（今興業(yè)路76號），在90年前是一座極其平常的小樓。
正是在這個普通的日子，在這座平常的小樓里，發(fā)生了一件后來影響20世紀中國歷史走向的大事。
來自國內(nèi)六個地方和旅日的代表，13位口音不同、衣著不同、年齡相仿的知識分子，舉行了中國共產(chǎn)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正式成立了在當時只能算是秘密政治組織——中國共產(chǎn)黨。
令人不解的是，在這樣一次被后人公認為“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大事件中，缺席了兩位理應到場的主角——被稱為“南陳北李”的陳獨秀和李大釗。
“南陳北李”的由來
1916年陳獨秀創(chuàng)辦《青年雜志》（即后來的《新青年》），傳播新思想新文化，影響和教育了一代青年。李大釗在中國最早傳播馬克思主義，教育和培養(yǎng)了一批早期馬克思主義者。而且，他們都在蔡元培主政的北京大學共事，憑借北大的舞臺，由北大而及北京，由北京而及全國，發(fā)動、領導了新文化運動和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及五四愛國運動。在當時的思想界，尤其是青年學生中影響甚巨。陳獨秀和李大釗可謂并駕齊驅(qū)。有詩為證:“北大紅樓兩巨人，紛傳北李與南陳；獨秀孤松（李大釗筆名）如椽筆，日月雙懸照古今?！薄氨崩钅详?，兩大星辰；漫漫黑夜，吾輩仰承。”這兩首詩明顯地把陳獨秀、李大釗聯(lián)結(jié)在一起，并把陳獨秀、李大釗比擬為“懸照古今”、被一代人(吾輩)仰承的“日月星辰”。這兩首詩的作者是誰，現(xiàn)在還不很清楚，但從語氣看，很可能是出自當時追隨他們、活躍在北大校園里的青年學生之手。可見“南陳北李”聯(lián)稱的出現(xiàn)是很早的。
“南陳北李” 作為具有特定內(nèi)涵的概念，精煉地概括了陳獨秀和李大釗在當時的地位、作用和影響力。之所以冠之以“南”和“北”，并非單指陳為安徽人，屬南方，李為河北人，屬北方，而主要是指建黨時期陳在上海、廣東，而李在北京從事一項共同的事業(yè)。此后的歷史顯示，陳獨秀和李大釗一南一北，交流往來，研究了中國馬克思主義政黨的名稱、綱領、組織籌備等問題，一批追隨他們的青年學生也來往于兩地之間。有人就此寫出這樣的詩句，是這段歷史的真實寫照。
到20世紀30年代，這個說法還在流傳，并有了新的演變。1933年中共北平地下組織為遷葬李大釗，發(fā)動北平市各界群眾舉行公祭，在公祭送葬的隊伍中，有一副挽聯(lián)寫道:“南陳已囚，空教前賢笑后死；北李如在，那用我輩哭先烈。”
“相約建黨”的細節(jié)
“南陳北李，相約建黨”的具體過程，有的情節(jié)成為難解的懸案。難就難在何時“相約”，“相約”決定了些什么問題。陳獨秀和李大釗兩位當事人均無相關文字記述，而且也沒有直接的見證人。較早間接記載和證明這一事件真實性的是漢口《民國日報》1927年5月24日的一條消息——《中大熱烈追悼南北烈士》，文中報道：在武昌中山大學22日追悼李大釗死難大會上，曾參加北京大學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的北大教授高一涵報告了李大釗生平業(yè)績，稱：1920年春，李大釗護送陳獨秀離京，“在途中則計劃組織中國共產(chǎn)黨事?！备咭缓v這段話時，中國共產(chǎn)黨成立已近6年時間，離李大釗被害還不到1個月，因此，應是真實可信的。另據(jù)1960年朱務善回憶說：“1920年1月（應為2月——作者注），大釗同志送陳獨秀去天津以轉(zhuǎn)往上海。他們化裝成下鄉(xiāng)討賬的商人，坐騾車出朝陽門，走了好幾天才到天津。路上，大釗同志也與他商討了有關建黨的問題?！?963年，高一涵再次回憶說，北洋政府欲在陳獨秀從武漢演講回京時逮捕之，我們“當時同李大釗計劃:想保護陳獨秀出京的安全，萬萬不能乘坐火車或小汽車出京。李大釗挺身而出，自愿護送陳獨秀從公路出走。”而且，他還說，“李大釗回京后，等到陳獨秀從上海來信，才向我們報告此行的經(jīng)過?！彪m然高一涵此次回憶中沒有提及陳獨秀與李大釗相約建黨的事，但清楚地寫明李大釗曾和他提及此行經(jīng)過。
歷史事實也的確如此，李大釗護送陳獨秀離京南下后，仍然和陳獨秀保持著緊密聯(lián)系。1920年7月和9月，張國燾、張申府分別離開北京，南去上海。據(jù)當事人回憶，他們都曾把李大釗關于建黨的意見報告陳獨秀，陳獨秀也通過他們把在上海的建黨計劃轉(zhuǎn)告李大釗。張申府回憶說，“關于黨的名稱叫什么，是叫社會黨，還是叫共產(chǎn)黨，陳獨秀自己不能決定，就寫信給我，并要我告訴李守常。我和守常研究，就叫共產(chǎn)黨。這才是第三國際的意思，我們回了信?！?/p>
由此可見，“南陳北李，相約建黨”是一種客觀歷史事實，也是一種歷史過程。在中國當時的社會歷史條件下，陳獨秀和李大釗最早提出和發(fā)起建立中國共產(chǎn)黨，他們一南一北籌組建黨：始于李大釗護送陳獨秀離京南下，落實于籌建共產(chǎn)黨組織的具體實踐過程中，實現(xiàn)于中共“一大”的召開，與中國共產(chǎn)黨的成立相始終。
缺席“一大”的解讀
中共“一大”決定了黨的綱領和領導機構(gòu)，“一大”的召開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作為黨的領袖，“南陳北李”為何雙雙缺席中共“一大”呢？依據(jù)當時“一大”代表的回憶，陳獨秀、李大釗的缺席各有原因。
1920年12月，陳獨秀在征求李大釗等人意見后，應廣東省長兼粵軍總司令陳炯明電邀去廣東省政府主持教育工作。到粵后，聯(lián)系譚平山等北京大學畢業(yè)生成立了廣東共產(chǎn)黨早期組織，他們發(fā)動工人運動，成立工會，并向農(nóng)民宣傳馬克思主義。6月，共產(chǎn)國際執(zhí)行委員會委員馬林來華，到達上海，催促召開中國共產(chǎn)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當月，上海的李漢俊等函電交馳，屢催陳獨秀及廣東代表赴滬參加“一大”。陳獨秀在譚植棠家召集廣東黨員開會，表示自己不能去滬，因兼任大學校長，正在爭取一筆錢款修建校舍，怕走后款子無法落實，遂指派陳公博出席“一大”。
身為北京大學教授的李大釗，當時還擔任北京教職員聯(lián)合會主席、北大教授評議會評議員、圖書館館長等職。1921年六七月間，正值北京大學學年終結(jié)期間，校務格外繁忙。作為北京教職員聯(lián)合會主席，還要利用暑假，留京全力領導已持續(xù)了幾個月的反對北洋政府拖欠教育經(jīng)費的“索薪斗爭”。作為評議員，也要籌備并出席“少年中國學會”的年會。因此，北京共產(chǎn)黨支部按照民主程序推選出張國燾、劉仁靜二人出席中共“一大”。
“一大”北京代表劉仁靜1979年2月回憶：“選代表的那次會是認真的，氣氛也是好的，缺點在于我們都沒有預見到一大的歷史意義，因而使得這莫大光榮不適當?shù)芈涞搅宋业念^上?！绷_章龍在回憶中也提到：“我們接到上海方面的通知要我們派人去參加會議，我們對會議的性質(zhì)并不如事后所認識的那樣，是黨的成立大會?！?/p>
陳獨秀和李大釗究竟由于什么原因沒有參加中共一大也許并不重要，因為，這并不影響他們在中共創(chuàng)建史上作為主要創(chuàng)始人的歷史地位。事實也是如此，陳獨秀雖然沒有出席中共“一大”，但仍被推選為中央局書記。李大釗雖然沒有出席“一大”，也沒有在“一大”上擔任領導職務，但他在早期共產(chǎn)黨人心目中，是一位無人可替的精神領袖。就連年長他10歲的陳獨秀也曾自謙道:“‘南陳’徒有虛名，‘北李’確如北斗”。“登高一呼群山應，從此神州不陸沉。大智若愚能解惑，微言如閃首傳真。”這正是李大釗在中國共產(chǎn)主義運動中應有地位和歷史作用的真實寫照?！酰ㄗ髡邌挝唬褐泄脖本┦形h史研究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