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很早的時候起，中國與西方就相互有所聞知。歐洲人最早提到中國者，為生活在公元前 4世紀的古希臘人克特夏斯（Ktesias），他稱中國為“賽里絲”（Seres），意為“絲國”。中國人之首言歐洲者，則為西漢史學家司馬遷，他記載了張騫等出使西域者帶回的有關黎軒（羅馬帝國）的信息。其后隨著海陸通道的拓辟，中西之間的交往和了解也不斷加深。但總起來看，明代以前，中西交往一直停留在比較膚淺的層次。
明朝后期開始，隨著大批傳教士、商人和使者來到中國，中西關系進入較大規(guī)模的實質(zhì)性接觸和交往的新時期。其中傳教士的活動尤其引人注目。他們大多長期居留中國，遵循“知識傳教”的方針，極力向中國人介紹西方文化，特別是對中國人吸引力較大的早期近代科技知識，內(nèi)容涉及數(shù)學、天文學、地理學、測繪學、機械制造學等多個方面。同時，他們又將源遠流長的中華文化介紹到歐洲，內(nèi)容以哲學、文學、歷史為主，也包括造紙、印刷、農(nóng)藝、醫(yī)藥、建筑等科技知識?？梢哉f，西方傳教士來華的初衷，本是在這片古老的大地上傳播基督的“福音”，但客觀上卻在中西之間架起一道相互認識和了解的橋梁。
明清時期相繼來華的傳教士數(shù)量很多，論其知名度之高、影響力之大，無出意大利籍耶穌會士利瑪竇（MatteoRicci）之右者。自萬歷十年（1582年）抵達澳門，到萬歷三十八年（1610年）在北京病逝，利瑪竇在中國生活了28年時間。他交游廣泛，上至王公貴族，下至黎民庶人，幾乎包括了當時中國各界的知名人物，為中國人直觀了解西方的風俗習慣和新奇事物打開了一扇窗口。他勤奮工作，筆耕不輟，用中文單獨或合作撰譯著作近20種，如《天主實義》、《畸人十篇》、《幾何原本》、《渾蓋通憲圖說》、《同文算指》、《測量法義》、《圜容較義》、《乾坤體義》、《交友論》、《西字奇跡》等，極力向中國人傳授西方的知識和理念。毫不夸張地說，在塑造中國早期的“歐洲觀”方面，利瑪竇發(fā)揮了決定性的作用。
與以前相比，晚明中國人對歐洲的認識和理解，在深度和廣度上都大大超過了以往。當時文獻中提到歐洲的文字，較前大大增加。在致德·法比神父的一封信中，利瑪竇談到：“目前中國人在許多書中涉及到我們歐洲的種種，雖然其中不少夸大不實的記載……”而這些記載的產(chǎn)生，十之七八系因利瑪竇而起。受政治立場、學術觀點、接觸多少、了解深淺等因素的影響，當時中國人對歐洲的看法比較龐雜。贊譽者有之，譴責者有之，冷眼旁觀者亦有之；虔信者有之，拒斥者有之，疑信參半者亦有之。即以對天主教義的態(tài)度而言，有人譽其復活與再現(xiàn)儒學精神，也有人斥其蔑視與否定儒家倫常。但就主流而言，在與傳教士接觸較多的開明士大夫心目中，歐洲的形象是比較正面的，它不再是荒蠻的異邦，而是文明的樂土。
在樹立歐洲形象方面，利瑪竇以其淵博學識和個人魅力做出了積極貢獻。據(jù)《利瑪竇中國札記》記述，在一次宴會上，利瑪竇與佛教高僧雪浪大師展開辯論并獲勝，遂使禮部尚書王忠銘等人的認識發(fā)生轉(zhuǎn)變：“他們終于得出結(jié)論：他們原先以為是蠻夷之道的，實際上并不如他們所想象的那么野蠻?！卑菰L內(nèi)閣大學士沈一貫的時候，利瑪竇向他介紹西方風俗，沈一貫得知西方婚姻只是締結(jié)于兩個人之間，即便皇室亦是如此，遂對與宴的其他大臣說：“在一個婚姻是如此圣潔的國度里，別的事看來就不用再問了。僅此就足以說明其他一切都是規(guī)范得多么得當?！辈簧偈看蠓驊{藉直接或間接得到的知識，對歐洲給予高度評價。如謝肇淛《五雜俎》云：“天主國，更在佛國之西，其人通文理，儒雅與中國無異?！毙旃鈫ⅰ侗鎸W疏稿》認為天主教可以“補益王化”，幾把歐洲描述為理想國：“蓋彼西洋鄰近三十余國，奉行此教，千數(shù)百年以至于今，大小相恤，上下相安，路不拾遺，夜不閉關，其久安長治如此?！?/p>
利瑪竇不但在塑造中國早期的“歐洲觀”方面作用巨大，在塑造歐洲早期的“中國觀”方面的影響也不容低估。他的日記遺稿整理出版后，成為一部“劃開中西交通史新時代”的重要著作。一些西方學者評價說：“《利瑪竇日記》這本書對歐洲文學、科學、哲學、宗教及生活方面的影響，或許要超過17世紀其他任何的史學著作?！薄斑@本書第一次向歐洲全面介紹了中國道德和宗教思想的概念。歐洲人也是第一次從此書中知道中國圣人孔子和中國文化的精粹儒家經(jīng)典。”可以說，利瑪竇對中國的描繪，在相當一段時間里影響了歐洲人對中國的想象。
《利瑪竇日記》問世前，歐洲對中國的想象，受到《馬可可波羅游記》的巨大影響。馬可櫠波羅向西方人展示的，是一個高度理想化、充滿神奇色彩的異國形象?！独敻]日記》在一定程度上延展了這一基調(diào)，他對中國文明盛贊有加，認為除了還沒有沐浴“我們神圣的天主教信仰”之外，“中國的偉大乃是舉世無雙的”，“柏拉圖在《共和國》中作為理論敘述的理想，在中國已被付諸實踐”。但利瑪竇超越馬可?波羅的是，他對中國社會進行了深入細致的觀察，并試圖盡量客觀地描述中國各方面的狀況，從而為歐洲人在更深層次上了解和把握中國提供了寶貴的素材。盡管有褒有貶，總起來看，利瑪竇描述的中國形象是以正面為主的。17至18世紀，歐洲出現(xiàn)了一場頗成規(guī)模的“中國熱”（Chinoiserie），不少政治家和思想家把中國奉為改造歐洲社會的榜樣。這股熱潮的出現(xiàn)，有著復雜的原因，但利瑪竇及其后繼者們的著作和書簡，無疑為其提供了堅實的知識背景和理念支撐。
令人遺憾的是，中國與西方“相看兩不厭”的時代，持續(xù)得不夠長久。18世紀末，歐洲的“中國熱”迅速降溫，在經(jīng)歷了將近兩個世紀對中國文化的仰慕和迷戀后，歐洲人開始以苛刻的態(tài)度和憎惡的眼光看待中國。在這“妖魔化中國”的背后，潛藏著殖民者的貪欲與野心。而西方的傲慢與偏見，特別是19世紀中葉以來憑借堅船利炮對中國的蠶食和侵掠，也極大地損害了西方在中國人心目中的形象。由此造成的消極影響，迄今尚未完全消除。值此利瑪竇在北京逝世400周年之際，回顧他對中西文化交流做出的巨大貢獻，遙想中西“相看兩不厭”的那段時光，希望對中西雙方都能有所啟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