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大師總是成群出現(xiàn)？成群出現(xiàn)的大師凋零后又難再現(xiàn)？說起這個話題，總讓人不勝感慨。上世紀的頭三十年，那真是大師輩出的年代?，F(xiàn)在大學里的一些學科就與他們的名字緊密聯(lián)系在一起，是他們奠定了偉大的開端，像魯迅、胡適、陳獨秀等之于現(xiàn)代文學，胡適、馮友蘭等之于中國哲學史，湯用彤等之于佛教史；有些傳統(tǒng)學科經(jīng)過他們進入到一個嶄新境界，像陳垣、陳寅恪、呂思勉、錢穆等之于史學，像章太炎、黃侃等之于以文字、音韻、訓詁為主干的小學，像熊十力、梁漱溟、馬一浮等之于新儒學……他們在學問上的成就，固然與當時中西學術傳統(tǒng)的交流會通有關，如胡適、陳寅恪、湯用彤、吳宓、錢鐘書等人，都有留學的背景，其中一些人留學時間還頗長，求學范圍也不局限于一國和一個學術領地，但無一例外的，他們又都有很深的中國傳統(tǒng)學問訓練的背景，更不用說那些沒有留過洋、靠著舊有讀書方法學有所成的大師們。葛兆光說得好，他說：“研究社會史的學者常常記住了那句古話‘君子之澤，五世而斬’，但研究學術史的學者也應該記住另一句古話‘三代承風，方稱世家’，那種彬彬?qū)W者的氣局與素養(yǎng)是在整個社會充滿翰墨書香的氛圍里幾代‘熏染’下逐漸形成的，破壞一種傳統(tǒng)也許在幾年十幾年里可以一下子成功，但是造就一種傳統(tǒng)卻也許一代幾代里也不能見效”。
因此，了解這些大師們讀書治學的取向和方法，對于接續(xù)我們曾經(jīng)有過的優(yōu)秀傳統(tǒng)，使得這些傳統(tǒng)在與馬克思主義和西方學術傳統(tǒng)碰撞融通的過程中，產(chǎn)生新的學術大家、理論大家，無疑很有幫助。著名歷史學家蒙文通有個比方說得很貼切，他認為：“做學問必選一典籍為基礎而精熟之，然后再及其它。有此一精熟之典籍作基礎，與無此一精熟之典籍作基礎大不一樣。無此精熟之典籍作基礎，讀書有如做工者之以勞力賺錢，其所得者究有限。有此精熟之典籍作基礎，則如為商者之有資本，乃以錢賺錢，其所得將無限也”。套用到這里來，我們自有的讀書治學傳統(tǒng)就是資本，以之讀馬克思主義經(jīng)典、西學經(jīng)典，就能收所得無限的效果，而不會是東得一點、西得一點，始終在應付、隨潮流。當然，了解大師們深厚的讀書治學傳統(tǒng)，并非就要成為學問家、理論家，它一樣可以為有志向?qū)W認真讀書的人提供穩(wěn)固的基礎，有了他們讀書精神和方法的指引，無疑，我們可以收到比靠自己摸索或是從學校教育中所得不全的一些學習方法要強很多的效果。
了解和感受這些大師們讀書治學的方法很多，可以讀他們的傳記（這方面已有不少專著），讀他們的有些已成為經(jīng)典的代表作（這方面的書更多），讀相關的文章，等等。在讀這些材料之外，有一類書籍值得關注，這就是近幾年來所出的幾本關于大師生平與學術的文集，總括起來，可以以“學記”這一體裁來命名。據(jù)筆者所知，至少有《章太炎的生平與學術》（章念馳編）、《勵耘書屋問學記（增訂本）——史學家陳垣的治學》（陳智超編）、《蒿廬問學記——呂思勉生平與學術》（俞振基編）、《熊十力生平與學術》（郭齊勇編）、《量守廬學記——黃侃的生平和學術》（程千帆、唐文編）、《量守廬學記續(xù)編》（張暉編）、《師門五年記?胡適瑣記（增補本）》（羅爾綱著）、《蒙文通學記（增補本）》（蒙默編）、《馮友蘭學記》（王中江、高秀昌編）。這些學記里所收文章，大部都是與大師關系匪淺的師友、學生們所撰，我們非但可以通過他們的筆觸體會大師讀書治學之道、為人為文之法，還可以近距離感受大師課堂上生活中的情貌，稍稍彌補不能一睹大師風采之憾。
讀這些學記，最可感人之處在于大師們勤讀苦學、專一不二的精神。毋庸置疑，能取得那樣的學術成績，擁有那樣淹博宏通的學識，他們每人的天分都不低，但成就學問，光憑天分則遠為不夠。章門高徒、小學大家黃侃就對晚輩說過：“汝見辛勤治學如我者否？人言我天資高，徒恃天資無益也！”他認為，“人之生世，實為勤苦而生，不為逸樂而生；能于苦中求樂，方是真樂”。落實到讀書治學上，他始終秉持“學問應從困苦中來，徒恃智慧無益也”，“所謂扎硬寨打死仗乃其正途”的精神。常以王安石詩句“莫將有限勝無窮”自警，卻認為“惟做學問，卻應將有限勝無窮”。他譏諷讀書只讀開頭、隨便翻翻、淺嘗輒止的人為“殺書頭”。他讀書的特點，是不論什么書，只要開卷，必定要從頭到尾讀完，決不中途輟棄，也從不跳躍式地選讀。教導學生也是“打好基本功，不要騖外，要耐心于久坐下苦功”，要求他們“三十歲以前讀完唐以前的典籍”。真正稱得上是“刻苦為人，殷勤傳學”。
著名的明清史專家孟森，后半生才投入史學工作，但面對卷帙浩繁的明清史料（《明實錄》2925卷、《清實錄》4363卷、《朝鮮李朝實錄》1893卷，單三種《實錄》合計就達9181卷），他都做了仔細研讀，并寫出幾百萬字的著作，工作量驚人。為了考證清先世與明之關系，年近七十，每日步行至北平圖書館手抄《朝鮮李朝實錄》中有關清先世列祖列宗的記錄，長達10年，寫成《明元清系通紀》16冊，弄清了清先世與明朝的隸屬關系。當時，每天去抄寫《實錄》的還有一位不到30歲的青年學者——后來的明史專家吳晗。兩人均不坐車，步行前往，文津街上也因此常見一老一少兩位學者出入北平圖書館的情形。
讀學記，類似的例子在其它大師學者的身上比比可見。這與我們通常理解的大師形象或有出入，以為他們讀書時可以一目十行，下筆為文可以立馬而就。當然以他們中一些人的才情，也并非做不到一目十行、立馬而就，但那終非成就終久且大學問的正途，還是要如黃侃所說“扎硬寨打死仗”的那么一股刻苦認真勁頭才行。正如熊十力所言，“凡讀書，不可求快……學人所以少深造者，即由讀書喜為涉獵，不務精探之故。如歷史上名人傳記，所載目數(shù)行下，或一目十行，與過目不忘等等者，不可勝數(shù)。秉筆者稱美其人閱覽明快，而實則此等人，在當時不過一名士，絕少有在學術界得成為學問家者。宣圣曰：‘仁者先難后獲?！煜率聼o幸成之功，學問是何等工夫，奚容以輕浮心，輒為淺嘗耶！”
讀學記的收獲遠不止此。大師們的學問涵蓋了中國學問中文史哲的各個方面，讀學記中對他們學問的介紹、評價，不啻全面了解了上世紀頭半葉中國學問成績的基本狀況，很可以補足不少讀者對中國傳統(tǒng)學問及其新進展的眼界。如有進一步的興趣，不妨再找來大師原著經(jīng)典來讀。具體講學記的好處，還與每位大師的各自風格有關。如，讀哲學家熊十力的學記，讓人印象最深的是他品評人物的痛切，不做鄉(xiāng)愿、含混之談，發(fā)語總是直指要害。（他批評一個還算有志向?qū)W的學生，“充汝輩之量，只是做個從前那般道學家，一面規(guī)行矩步，一面關于人生道理也能說幾句懇切語、穎悟語。談及世道人心，亦似惻隱滿懷。實則自己空疏迂陋，毫無一技之長。尤可惜者，沒有一點活氣”。讀來，不令人汗浹背下乎。）讀史學大師陳垣的學記，我們仿佛跟隨他的學生上了他的講堂，一道學著怎么去做史學的基本功——從查史料的出處開始，進而學會史學考證的功夫，他的《陳垣史源學雜文》就是這方面的最好示范，直可使一個史學的外行，也掌握到考證的精髓。讀馮友蘭的學記，則處處可見他的哲思，激發(fā)起我們培養(yǎng)理論思維的興趣。其它如大師們文字之美，行文之樸實純正，讀學記下來，所觸皆是，啟發(fā)我們追求一種簡潔精煉、言之有物又樸素大方、不失雅正的良好文風。
總之，讀大師們的學記，實在是我們走上讀書正途，提高學養(yǎng)、升華興趣、改進文風的好方法，何妨一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