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歐債危機令中國出口訂單減少，出口下降，外資來華投資減少，中國資本走出去更困難，但整體來看，中國經濟還是可以保持8%左右的增長率。

保持8%的增長也不是容易的。對國內來講，最主要就是調整結構問題。GDP的結構比總量更重要。1840年中英發(fā)生鴉片戰(zhàn)爭的時候，中國GDP比英國多得多，輸就輸在結構不如人家。1840年英國工業(yè)化已經70年了，制造業(yè)已經很有層次了，中國還是全手工生產。

人力資源結構也是這樣。1840年的時候，英國小學普及了，還建立了多所大學，有很多研究人員、教授，還有經濟學家、金融管理專家，也培養(yǎng)了大量技工；中國1840年農民大多數是文盲，婦女大多數是文盲，少數讀書人也讀的是四書五經，有幾個人懂科學技術和經濟管理？

回到今天，中國跟日本相比，經濟總量超過日本了，這是我們多年努力的結果，但是一說到結構，我們不如日本。

企業(yè)要想進一步的發(fā)展，在產能過剩、部門缺乏投資的情況下，不調怎么行？調結構關系到生死存亡，必須把握機會抓緊時間。

結構調整同樣涉及所有制結構的調整。民營企業(yè)在國際貿易和國際投資中是有優(yōu)勢的。要切實幫助民營企業(yè)開拓國外市場。

提高農民收入是最大的改革

調結構，更重要的是要調得好。要調的最大結構是什么？城鄉(xiāng)二元結構。

國內消費能力之所以上不去，城鄉(xiāng)收入之所以有差別，原因何在？就是城鄉(xiāng)二元結構的存在。這是一個體制問題，提高農民收入是當前最大的改革方向。

我們要擴大內需，最重要的就是提高收入，隨著勞動素質的提高，用工成本當然就要上升，這還不夠，必須解決老百姓的后顧之憂。

關于這個問題曾發(fā)生過一場經濟學界的爭論。20世紀30年代，資本主義國家發(fā)生大蕭條，失業(yè)問題嚴重，當時的主流經濟學派是英國古典派，他們解決失業(yè)問題的思路是：一個人工作兩個人做，一個人工資兩個人分，他們覺得，這樣失業(yè)問題就解決了。

當時還年輕的瑞典經濟學家尼爾達爾寫了一份報告，提出要解決失業(yè)問題必須解決民生問題，多建平價出售的房子，多建公租房，搞失業(yè)保險和養(yǎng)老基金。

他的學說一被實施，消費馬上就擴大了。這說明人們之所以不敢消費，就是有后顧之憂，把后顧之憂解決了，消費就提高了。

建平價出售的房子，這種任務是要由政府承擔的。政府要讓人有房子住，再提高了收入，人民生活狀況改善了，后顧之憂就消除了。

西方國家是一次分配不足，二次分配補，中國城鄉(xiāng)二元結構情況下，一次分配不足，二次分配時城鄉(xiāng)保障又沒有一體化，進一步擴大了收入差別。所以不但要解決后顧之憂，而且要讓農民感到社會保障上有一樣的待遇，這樣整個內需就擴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