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資高的大漲、工資低的小漲、低保微漲。不用任何高深的經濟學、數(shù)學知識,憑常識就可以明白,這種“漲”法人為地進一步擴大了收入差距,結果當然是直接加深城市居民的貧富分化。
漲工資:對平頭百姓“利空”
貧富兩極分化,對任何國家來說都不是好事,對中國尤具危險性。危險首先源自中國貧富分化的特殊性:中國的貧富分化不像其他同樣受這個問題困擾的國家那樣,一般經歷了相對長期也相對自然的分化過程。我國私人財富積累的自然過程,經由上個世紀50年代以來對私有財產的全面否定和大規(guī)模沒收,早就徹底中斷。后來發(fā)生在轉軌時期的貧富分化非常特殊:沒有經歷數(shù)代人的長期積累過程,而是很短時間內通過社會財富迅速向極少數(shù)人手里集中發(fā)生的。這是一個很不自然的財富分化過程,始終有制度上的安排在起作用,有公權力的滲透和參與。這中間,最容易觸動社會神經的公正問題格外引人矚目。
這種財富自然積累過程被打斷后因公正缺失而使貧富分化發(fā)生得極為快速的狀況,如今未見改善。事實上,加劇貧富分化的國民收入差距過大現(xiàn)象不減反增。除了人們心照不宣的那些原因在加劇這種現(xiàn)象——譬如,機會不平等;國有壟斷行業(yè)憑借行政壟斷攫取私利;國企高管自定高得離譜的年薪;征地、拆遷富了極少數(shù)窮了一大幫;合法致富阻力橫生但利用非法手段暴富反而容易得多,等等,即使一些據(jù)說旨在縮小收入差距的措施,也同樣在繼續(xù)拉大差距。比如象征性提高個稅起征點,說是調節(jié)國民收入,卻絲毫未改變對高收入者征收無力而使個稅主要落在中低收入者頭上的現(xiàn)實,與其說是調節(jié),倒更像是劫貧濟富;低于物價上漲指數(shù)的銀行利率外加高額利息稅,對余錢不多、投資無門,在銀行存點錢備不時之需的人,分明意味著雙重剝奪,有關部門卻至今硬說利息稅是在“對不同收入人群之間的收入水平進行合理的稅收調節(jié)”。
在上述所有原因之外,名義上惠及底層的漲工資也未能把底層拉出困難的境地。這還不是指那個只照耀公務員的“陽光工程”(該“工程”一舉大幅提高原本收入已經高于各行業(yè)平均數(shù)且福利待遇遠非企、事業(yè)能比的公務員工資),此處指的是去年下半年開始的城鎮(zhèn)職工漲工資。對這次據(jù)稱旨在改善低收入狀況的漲工資,已經有人指出對低收入者是“利空”。然而何止“利空”?其實是明修棧道,暗度陳倉,大張旗鼓宣傳為低收入者增加工資,不聲不響地大幅度增加工資高的那部分人的工資,把收入差距拉得更大,由此引發(fā)的物價上漲則把低收入者的購買力降得更低。
各工資等級的漲幅不討論、不公開,直接打入各人工資戶頭。不同的行政級別、專業(yè)職務究竟?jié)q了多少,不是局內人根本弄不明白,事后唯一可以明白的是工資越高漲得越多。其中,工資本來就高于其他公職人員、又占有最多社會資源、醫(yī)療由國家完全包起來的那一部分人,漲幅最大、甚至翻番。而收入很低的非壟斷企業(yè)的職工每月增加一兩百元,至于城市中最困難的低保戶,僅象征性增加三五十,比如成都市每月210元的低保費上調了30元。
工資高的大漲、工資低的小漲、低保微漲。不用任何高深的經濟學、數(shù)學知識,憑常識就可以明白,這種“漲”法人為地進一步擴大了收入差距,結果當然是直接加深城市居民的貧富兩極分化。
漲物價:陷低收入者于困境
而跟“漲”工資形影相隨的物價上漲,更陷低收入者于困境。值得注意的是,我國不少物價上漲并非市場的自然反應,而是具有行政壟斷趁火打劫性質。這有事實為證。當增加工資還在傳聞中,水、電、氣、糧油等生活必需品便統(tǒng)統(tǒng)漲價了。在近年來的漲價潮中,電價和郵資的上漲,在時機選擇上,無異于算計民眾。電價趕在用電高峰前夕的七月份漲了,郵資也湊熱鬧,趕在郵寄高峰的圣誕節(jié)、元旦之前猛漲。郵資大漲,如今多用電腦的知識分子、白領階層大可不理睬,但年底要往家鄉(xiāng)寄信寄錢的上億農民工就得鐵定挨宰了,喜歡節(jié)日互寄賀卡的學生也免不了當冤大頭。盛夏前夕的電價上漲影響面更大。有的城市據(jù)說為照顧貧困戶,每戶月用電量60度以下不漲價。但實際上窮人照樣承受漲價,因為,60度根本不能保證一個家庭的最低用電;因為窮人一樣是血肉之軀,氣溫太高要中暑,氣溫太低要凍出病,防暑防凍乃生存基本需要。而在四川,電價剛漲,就遭逢百年不遇、長達40余天連續(xù)高溫。高溫蒸烤下,用電量怎么也要大大超出60度。把60度確定為漲價線,當窮人擁有寒暑不侵之身似的。
給中低收入者帶來更大影響的是今年年初就開始、現(xiàn)今已如脫韁野馬般的食品價格全面上漲。天府之國的四川,糧油漲幅在20%以上,蔬菜價格平均漲幅不低于50%,豬肉漲幅則高達150%,幾個月前買一斤豬肉的錢,現(xiàn)在連半斤也買不到,雞蛋價格比去年同期上漲了70%。這四大類商品是一般家庭的主要食品構成。如此漲幅,別說月收入僅上調30元的低保家庭,就是上漲一兩百元的企業(yè)職工也難以抵御。因為對這些家庭來說,食品消費是主要支出,那點小漲或微漲的錢遠不夠應付食品價格的全面暴漲。但對工資增加千元乃至數(shù)千元的人來說,情況就全然不同了。他們的食品消費占收入的比例——即恩格爾系數(shù)——原本就低,大幅增加工資數(shù)額后,恩格爾系數(shù)更低,這使他們不僅可以面對食品漲價而不損及皮毛,還在食品消費之外有了更多可支配貨幣、更強的購買力。
當物價暴漲把龐大的低收入家庭置于連最低生活都難以為繼的境地,而這又是在傾斜性漲工資造成工薪者之間更嚴重貧富分化的背景下發(fā)生的,這種情況下,和諧、安寧,只能是鏡中花水中月。政府大概意識到了這其中隱藏的危險,宣布將調高低保水平、提高普遍偏低的企業(yè)職工工資。然而,令人不安的是,一些地方政府并不打算通過遏制不合理的財政支出、特別是遏制官員耗費來實現(xiàn)這部分人的收入調高,而是轉嫁到企業(yè)頭上。這部分人的收入調高還在醞釀之中,增稅計劃又出臺了。在四川省,大城市的土地使用稅每平方米提高為6-30元/年,中小城鎮(zhèn)也都有不同的調幅。土地的使用稅呈數(shù)倍增加,本來已經稅負沉重、平均壽命僅三年的中小民企將更加短命。而暴漲的土地使用稅導致的成本上漲又迫使企業(yè)提價。提價舉措不一定救得了企業(yè),卻一定會引起物價上漲的惡性循環(huán)。 (肖雪慧)
(責編:吳頌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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