雜文報3月24日，在頭版頭條作為盛世危言，發(fā)表了三耳先生的《中華民族仍在最危險的時候》一文。作者以“兩會”內外“國歌改詞的爭論很激烈”為由頭，引經據(jù)典，還列舉了大量的例子來論證：“中華民族仍在最危險的時候”。

　　我們首先應該肯定三耳先生的初衷是好的，因為他提醒人們居安思危，樹立憂患意識。但是，這篇文章的基本觀點是值得商榷的。

　　首先，這篇文章的由頭是含糊不清的。文章一開始的由頭就是：“據(jù)說”，這是寫文章的大忌，由頭即依據(jù)、緣由，行文就得依據(jù)這個由頭說起，由頭不準確、不真實，就沒有針對性，就是沒有根據(jù)的瞎議論，有時候還能帶來用稿的安全問題。筆者以為，這篇文章“據(jù)說”的由頭起碼是不準確的，如果這個“據(jù)說”的由頭是存在的，也不宜作為發(fā)表“中華民族仍在最危險的時候”的由頭。因為關于國歌改詞的議論、爭論由來已久，爭論的焦點歸納起來是：保留傳統(tǒng)，一字不改和與時俱進，重新填詞。筆者認為，這兩種觀點的爭論都是很正常的，今后還會爭論下去。

　　其次，作者判斷問題的標準是不正確的。為了說明中華民族仍在最危險的時候，作者舉的例子是：艾滋病、環(huán)境污染、山西的“血煤”、反腐倡廉、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和8000萬老百姓人均收入每天不到一美元等。筆者認為，這些都不能說明中華民族仍在最危險的時候。判斷一個國家處在什么樣的階段的根本標準，仍然是要看生產力的發(fā)展，國家經濟實力和社會的文明與進步的程度等指標來綜合判斷。我們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60年來，雖然歷經坎坷，甚至出現(xiàn)過像文化大革命那樣的嚴重錯誤。但是，都是依靠我們自己的力量，克服了困難，糾正了錯誤，促進了社會的發(fā)展和進步。特別是改革開放30年來，為我們的國家注入了新的活力，人們的思想觀念和精神面貌都發(fā)生了深刻的變化，國家繁榮富強，綜合國力不斷提高，人民群眾的生活水平雖然離安居樂業(yè)還有一些差距，但是，也確實得到了很大的改善。經過幾代人的共同努力，我們已經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怎么能說“中華民族仍在最危險的時候”？如果是這樣，那么，我們幾代人經過60年的艱苦奮斗，其中還有30年的改革開放，豈不是白費力氣？當然，我們的社會發(fā)展和改革開放工作，還存在著這樣或那樣的問題，有的問題還比較嚴重。但是，這些都不是主流，也不是判斷是非的標準。所以，我們決不能夸大其詞，危言聳聽和缺乏自信，說什么“中華民族仍在最危險的時候”。

　　三是，要公正的對待主張修改國歌歌詞的一方。國歌傳達的是一種歷史、文化和意境，不但有其強烈的政治性，還有非常獨特的民族色彩和藝術性。既然有藝術性，就應該允許大家公平的議論和爭論。作者把主張修改國歌歌詞的一方說成是“大謬不然”，是非常不妥的。當然，筆者是一直不主張修改國歌歌詞的，但是，對主張修改歌詞的一方也非常尊重和十分關注。

　　綜上所述，三耳先生的“中華民族仍在最危險的時候”的立論，是不能成立的。因為，中華民族目前的憂患程度還沒有達到“最危險的時候”。所以，我們決不能毫無根據(jù)的發(fā)出錯誤的信息。當然，我們要居安思危，樹立憂患意識。但是，當前我們要研究和解決的主要矛盾是，中華民族仍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市場經濟問題。（郭根群）

（責編：劉寶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