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信許多生活在廣州的人和我一樣，對各種“跳橋秀”已有了相當(dāng)?shù)摹皩彸笃凇?。這也難怪，4月份以來，僅僅海珠橋一地，就已發(fā)生過12起“跳橋秀”。就在這種跳橋喊冤的新聞價值與喊冤效果隨著跳的次數(shù)的急劇增多而導(dǎo)致邊際效用遞減的時候，故事一反常態(tài)，發(fā)生了戲劇性的變化：
5月21日上午7時許，32歲的陳富超欲追討被拖欠的多達(dá)450余萬元巨款，爬上海珠橋，引發(fā)4小時交通堵塞。在重重警戒之下，六旬老伯賴健生悄然爬到跳橋男子身邊，借口“握握手交個朋友”，連拉帶推令男子從高處摔下，造成跳橋男子手肘、腰椎骨折，可能癱瘓。根據(jù)最新消息，跳橋者涉嫌聚眾擾亂公共場所秩序罪，推人者涉嫌故意傷害罪，兩人均被采取刑事措施。
此事迅速火遍網(wǎng)絡(luò)，僅在網(wǎng)易一家，此新聞網(wǎng)民跟帖就達(dá)到17000多條。從跟帖評論來看，網(wǎng)民對此事看法頗為分裂，這種意見沖突在事發(fā)現(xiàn)場就有體現(xiàn)，賴健生下橋之時，有為其“見義勇為”行為歡呼的，也有向其投擲礦泉水瓶，怒斥其涉嫌謀殺的。
這里有幾種看法值得推敲。一種認(rèn)為跳橋的人為了自己利益綁架其他人的利益，不去找冤頭債主而跑來堵塞交通，應(yīng)該予以嚴(yán)懲。持這種看法的人不少，特別是一些每天要過橋上班，不堪“跳橋秀”帶來的交通堵塞之苦的廣州市民。
電視劇《西游記》的主題曲有這么一句：“剛擒住了幾個妖，又降住了幾個魔，魑魅魍魎怎么就這么多？”對于那些將責(zé)任歸咎到跳橋者個人的公眾，我建議他們先反思一下孫大圣的這個問題。如果跳橋是極個別的現(xiàn)象，或許我們可以說是跳橋者個人有問題，但是一個多月，12人前赴后繼，紛紛去跳橋，恐怕就不是個人素質(zhì)問題了。
鑒于近來類似事件頻發(fā)，也有媒體評論認(rèn)為，是“跳橋秀”的犯罪成本太低，搞得人人效尤，一有冤情就跳橋。這種說法我更加難以贊同。首先，跳橋涉嫌聚眾擾亂公共場所秩序，少則也會被行政拘留10天。更可怕的是，除非專業(yè)人士，爬這種橋無疑相當(dāng)危險，成本一點都不低。當(dāng)然，與他們走正常的程序訴冤的成本相比，跳橋訴冤的成本可能算低的，不然不會一個接一個地去跳。
準(zhǔn)確地說，不是跳橋訴冤的成本太低，而實在是循正常路徑訴冤的成本太高。在這個什么都喜歡抓典型的社會，往往也只有成了典型的冤情，才能得到更好的解決。據(jù)了解，在那12宗“跳橋秀”中，絕大多數(shù)都是因各種正常投訴渠道長期無法解決問題，跳橋者于是最后采取這一激進(jìn)方式的。群眾不是傻子，他們自身的經(jīng)歷和大量類似事件都表明，只有驚動媒體，釀成影響巨大的公共事件，他們自身的冤屈才能得以伸張。當(dāng)然，驚動媒體和公眾不是最終目的，最終目的是驚動高層官員，后者“立即批示”、“狠抓落實”，問題才能解決。這也是一些民眾遇到問題往往要“往最大處鬧”、“往最高機構(gòu)上訪”的原因所在。
我曾在香港求學(xué)多年，在這個人口密度極大的國際化大都市，要是有人也跳個橋，堵個隧道，后果可能比在廣州嚴(yán)重得多。慶幸的是，我從未見有人這么干過，因為完全沒有這個必要，遇到什么糾紛，自然有制度，有法律，訴諸正常渠道解決的成本絕對比“跳橋秀”低多了?！疤鴺蛐恪睕]必要，誰還會去拼那個命？
我從事媒體工作半年以來，常接到陌生人的冤屈訴狀，希望媒體能幫他們報道申冤?？磥懋?dāng)年盛極一時的訴冤找《焦點訪談》“焦青天”、《南方周末》“南青天”的路數(shù)依然還在沿用。這不僅僅是媒體的悲哀。媒體的特點是只對同類事件中最離奇的那一個感興趣，如果沒有正常的制度解決渠道，要獲得媒體的關(guān)注，沒有“創(chuàng)新”的怪事還不行，非得要不斷突破底限，才能有新聞效應(yīng)。就像本次，一般的跳可能還不管用了，還得有人去推一把。
自此，我要問，那些沒能轟動的“非典型”冤屈怎么辦？難道我們要啟動惡的競賽？（李鐵）
?。ㄘ?zé)編：李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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