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傳統(tǒng)節(jié)日中，只有這個吃粽子的端午，是紀念一位文人的。距今二千二百八十七年，陰歷的五月初五，屈原撲通一聲，跳進汨羅江，結(jié)束了自己的生命。
近代學人王國維在其《屈子文學之精神》一文中，試圖解釋這位古代詩人之死：“屈子自贊曰廉貞，余謂屈子之性格此二字盡之矣……蓋屈子之于楚，親則肺腑，尊則大夫，又嘗管內(nèi)政外交上之大事矣，其于國家既同累世之休戚，其于懷王又非一日之知遇，一疏再放，而終不能易其志?！?/font>
而推崇中國文學史上第一詩人的王國維，在距今八十二年前的初夏，馬上就要過端午節(jié)的前兩天，步出清華園，坐黃包車來頤和園，轉(zhuǎn)了兩圈，看看周遭無人，與屈原的方法相同，也是撲通一聲，栽進排云殿西側(cè)的昆明湖。我一直認為，選擇這一天自殺，是受屈原的影響。他之訂于初三死，而不是初五死，是這位學人的謙遜。毛澤東有詩云，“莫笑昆明池水淺”，那里的水并不深，王國維跳進去，便一頭扎到底。事實上并非溺斃，而是被湖底的淤泥朽草塞滿七竅，窒息而死。人們從他衣兜里搜出遺書，上有“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經(jīng)此世變，義無再辱”等字樣?？磥?，屈原“不能易其志”的“志”，與王國維“義無再辱”的“辱”，是使他們兩位走向絕路的原因。
凡跳井投河，凡沒頂自沉，用這種辦法結(jié)束自己生命者，多為女性，多為弱者。屈原也好，李白也好，王國維也好，稍后一點的老舍也好，作為軟弱的知識分子，在壓力下，在羞辱下，在無路可走，無以為生的絕境之中，這是最無奈的選擇了。自老舍之后，迄今為止，還不曾發(fā)生過別的文人，想法淹死自己的類似事情，這，當然很令人鼓舞。
我想，可能一，趕上了太平盛世；可能二，大家都不再那么想不開。知識分子天性的軟弱，也許沒法改變，但拿定主意不死，卻是可以咬咬牙堅持住的。這一點，相當重要。每次逛頤和園，走到排云殿的西邊，石舫的東面，就會遺憾王國維之缺乏這點認識。既然是“再辱”，先前必有“初辱”，既然發(fā)生過“初辱”，領(lǐng)教過“初辱”，忍受過“初辱”，那么，這個“再辱”，還有什么想不開的呢？“辱”過和沒“辱”過，有質(zhì)的不同，“辱”過一次和“辱”過多次，則是量的不同。無論什么“世變”，無論怎樣“再辱”，完全沒有必要一死了之。
屈原投江以后的一百多年，漢代的太史公司馬遷，埋頭為這位自沉汨羅的詩人寫傳時，膺服他的志，但通過漁夫與屈原的對話，表明了不贊成屈原以死明志的做法。既然那個楚懷王，那個頃襄王，已經(jīng)把你拋棄了，干嗎還要自作多情，魂牽夢縈呢？為什么就不能換一種生存方式，活下去呢！同樣的道理，王國維這樣有學問的文人，難道想不到這種最起碼的常識？那個已經(jīng)跑到天津租界里當寓公的末代皇帝，甚至不知道你是老幾，值得你去效那份無濟于事、屁也不頂?shù)闹邑憜幔?/font>
因為，司馬遷曾經(jīng)像屈原一樣，忠忱愛國過，憂患元元過，赤心耿耿過，讜言錚錚過，不但沒得到好的結(jié)果，更沒得到好的下場。盡管受到宮刑，關(guān)在蠶室，盡管活得茍且委瑣，骯臟齷齪，不知比屈原、王國維艱難多少倍，痛苦多少倍？但他不自殺。他知道，天有多大，這世界就有多大；這世界有多大，人們的生存空間也應(yīng)該有多大。這就是堅決活下去的司馬遷，一直等到想整死他的漢武帝駕崩以后才不知所終。
中國文人的自殺率，相對來講，要略低于西方，更低于日本。形成這樣一個結(jié)果，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有皇帝的那些年代里，中國文人被整肅得太狠了，太苦了；被消滅得也太輕易了，太隨意了。因而，物理學的定律，有作用力，必有反作用力，反倒激發(fā)了知識分子特別強烈的求生謀存的能力，只要有一絲活下來的可能，輕易不肯自絕于人民。
對不起，恰恰是那些外國同行，由于活得優(yōu)裕、從容、自在，不那么感到明顯的壓迫、威脅、鎮(zhèn)壓，因而稍有郁悶、不快、壓抑，就受不了。于是，視生命為兒戲，說死就死。越是大師級的重磅作家，如海明威，如川端康成，如斯蒂芬·茨威格，如法捷耶夫，越是愛用這種方法解脫自己。更有甚者，俄國的第一詩人普希金，第二詩人萊蒙托夫，為了一個在我們中國人看來，絕對不值得死的理由，而送掉性命。也許外國文人對于各色各樣的“辱”，見識得少，經(jīng)歷得更少，忍受得尤其少的緣故，就很輕易地、隨便地豁出一條命去。中國文人，從古至今，幾乎找不出普希金和萊蒙托夫這種因慪一點閑氣而拉開架勢決斗的案例。
忍辱負重的司馬遷，這位無論怎樣想不開，也要努力不死，受了天大的痛苦，也要去著書立說的范本人物，正因為他存活了下來，中華文化寶庫里也就有了這部不朽的《史記》。如果，屈原在汨羅江邊趔趄地站住，聽漁夫的話，然后，打道回府，當一個自由作家，不拿楚國的工資，寫自己想寫的東西，他的作品就不會僅僅是《離騷》以及《九歌》、《九章》、《天問》等篇。王國維在頤和園長廊的盡頭坐上一會兒，然后，叫一輛黃包車，心平氣和地拉回清華學堂，那他遺留在世的文集，就不是那幾本《觀堂集林》了。
對文人來說，功名、財富、聲望、褒譽，只能起到短促的興奮作用；同樣，蒙羞、受辱、打擊、挫折，也不會達到長效的整肅效果。說了歸齊，只有閃爍著自己的睿智，活躍著自己的思想，當然，還有流露著自己才華的作品，才是永久的。這也是軟弱的中國文人，最終能夠在精神上勝于強大的秦始皇、漢武帝、朱元璋、康雍乾之流的原因。（李國文）
（責編：劉寶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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