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省政府參事決策咨詢會上，曾任省司法廳副廳長、巡視員的省政府參事曾添貴建議，提高珠三角外來農民工的準入門檻，凡進入珠三角就業(yè)的外省農民工必須具有高中或中專以上學歷，逐步把低素質勞動力邊緣化。(7月15日《南方都市報》)
看到這樣的新聞，馬上就能想到另一個更有名的“人口準入制度”，提出者是北京市政協委員、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張惟英。人口準入制，是要抬高外地人進京的門檻，“準許哪些人進來，不允許哪些人進來或者說限制哪些人進來”。廣東省政府參事曾添貴的建議，應該算是對人口準入制度的具體化，準入的標準劃得很清楚：高中或中專以上學歷。
遷徙自由，就業(yè)自由，人人平等——關于人口準入制的批判已經很多了，我無意在此再次重復。值得玩味的是，人口準入制的始作俑者張惟英是法學碩士，發(fā)揚光大者曾添貴更是曾任省司法廳副廳長。平等、自由、人權這些基本的法治概念，想必兩位應該還是清楚的。為何在應對實際問題的時候，馬上就是滿腦子的權力主義？
當然，作為個人，任何人都擁有自由發(fā)表觀點的權利，正如任何人都擁有自由遷徙于國內的權利一樣。我們不能在主張一種平等和自由的同時，卻又侵犯另一種平等與自由。為此，我從不懷疑這種引發(fā)公憤的觀點，在提出者本人可能恰恰是基于某種理性的思考——對于康德所謂“公開運用自己的理性”之自由，我是完全贊同的。
關鍵不在于作為委員提案或參事建議的觀點本身有多么駭人，而在于這種觀點背后迎合的可能是某種政府思維。比如人口準入制度，北京有關部門曾給張委員答復，說外來人口問題已經成為制約北京城市發(fā)展的一個問題。這充分說明張惟英的建議并非空穴來風，而恰恰是“聰明”地迎合了某種官方思維。同樣，廣東正在強調搞產業(yè)轉型升級，要大力減少外來工，要提高勞動力素質，曾添貴參事的建議，顯然正是為此而提。
作為個人的政府參事提出什么駭人建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政府部門會不會吸收采納；而公眾大分貝地表達出憤怒與不滿，想必也主要是說給有關政府部門聽的。我們知道，政府部門總有超越市場規(guī)則規(guī)劃城市的沖動，好像只要規(guī)劃出一個高素質的外來勞動力群體，然后通過諸如禁止高中學歷以下人口進入之類強制舉措，就能夠達成所愿。可是我們不要忘記了，市場才是真正的用工主體，企業(yè)需要什么樣的人才，企業(yè)主顯然要比政府官員更清楚。一定是先有什么樣的企業(yè)后才有什么樣的勞務市場，而不是相反。
市場自會有自己的用工選擇機制和淘汰機制，政府部門假如要通過限制勞動力自由流動的方式“把低素質勞動力邊緣化”，不僅在價值判斷上有違法治精神，在事實判斷上也絕對的越俎代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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