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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俊石”今何在

《大河報》昨天報道了今年3月河南中牟縣一起班主任被打事件：起因是陶老師批評了一名女生，女生的哥哥糾集多人將陶老師打成重傷。28日，部分涉案人員被提起公訴。報道沒有具體描述教師的“批評”行為，只是說“嚴厲批評了一頓”，如何措辭，在什么場合等，具體情節(jié)一概沒有。

前些天，教育部發(fā)文重申班主任“批評權”，一時間成了輿論熱點，人們從教師畏于批評而感慨教育的尷尬，各種觀點的評論文章至今仍在各網(wǎng)站評論頻道居于醒目位置。昨天在網(wǎng)上讀到“中牟事件”時，忽然想起30多年前轟動一時的短篇小說《班主任》，不禁有隔世之感：30年前后，“班主任”的社會角色，以及學校教育所秉持的價值觀，幾乎完全顛倒過來了。

重讀這篇幾乎被世人遺忘的小說，竟然覺得它簡直是為30多年后的今天而寫的。

30年前，“文革”剛剛結束，中斷多年的學校教育漸入正軌，開始重視教育質量。初三(3)班班主任張俊石決定接收剛從拘留所出來的“小流氓”宋寶琦回班級上學。但是，教數(shù)學的尹老師對此表示不理解，深怕“一粒耗子屎壞了一鍋粥”。但張俊石認為，不應該拋棄宋寶琦，教育好沾染了流氓習氣的學生，是教育的不可推卸的責任。

如果是現(xiàn)在，張俊石的堅持會有效果嗎？校長會支持他的主張，還是尹老師的意見？用升學率第一標準來衡量，別說宋寶琦不能回學校上課，如果張俊石不識時務地一味堅持，恐怕為學校所不容，家長也不愿這樣“拎不清”的老師教自己的孩子?！皬埨蠋煛睆闹髁鞯健傲眍悺钡慕巧莆唬鐣沁M步了，后退了？或者歷史本來就沒有什么“進步”與“后退”可言？實利就是一切？

歷史之鏡

宋寶琦被拘時，隨身還被搜出一本小說《牛虻》——青春期的少年，被書中的情愛描寫所吸引，這本書也成了他的“流氓罪”罪證之一。班上的團支部書記謝惠敏來找張老師，建議在班里組織批判《牛虻》。謝惠敏單純真誠，品行端方，熱心班集體事務，是老師們公認的“好學生”，但她對《牛虻》的看法，竟和“小流氓” 宋寶琦相通，都把這部文學名著看成是“黃書”，區(qū)別在于，宋寶琦用它來滿足欲望，謝惠敏則抵制欲望——通過兩個看來是對立的青少年形象，來揭示動亂年代所造成的一代人的精神荒蕪，這在30年前可謂是空谷足音，振聾發(fā)聵。

小說在1977年第11期《人民文學》一發(fā)表，立即轟動全國，《人民文學》編輯部收到的各界讀者來信不下數(shù)千封，貴州偏遠山區(qū)某勞改所一個少年罪犯的經(jīng)歷與宋寶琦類似，來信訴說他讀小說的痛楚和驚醒。

寫《班主任》時，劉心武還在中學任教，——“張俊石”的形象和劉心武疊加在一起，主動承擔起思考歷史的責任。那么當下，我們還需要這樣的知識分子嗎？教育還容得下這樣的“班主任”嗎？

又見荒蕪

《班主任》和稍后的《傷痕》等一批文學作品，成為思想解放運動的先聲，被譽為“第一只報春的燕子”——現(xiàn)在來說這些，很像白頭宮女閑坐說玄宗。文學作品啟迪人文思考的“80年代”已成歷史名詞，事過境遷，“啟蒙”一詞也被指責為“高高在上教育民眾”，太過“精英意識”，顯得不那么“政治正確”。如果歷史不是常常回顧，如果回顧時丟掉了細節(jié)和具體氛圍，歷史是很容易走樣、變形的，“傳統(tǒng)”就在變形中丟失、斷裂。于是，人們舍近求遠，到更加遙遠的孔子、孟子那里找尋傳統(tǒng)。缺乏傳統(tǒng)底子的群體，最喜各種花樣翻新的名號、幌子，最喜說什么已經(jīng)“過時”，誰已經(jīng)“OUT”，以顯示自己很跟得上趟，以虛火上升的方式來顯示自己吃得很有營養(yǎng)。

在這樣的文化氛圍中，“班主任”坐冷板凳，而由打手充當教員的所謂“訓練營”卻能發(fā)財，不到有學生慘死不會被揭露，這么大的反差難道還不足以說明精神的荒蕪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