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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討回清白，孫中界割腕斷指，張暉堅持喊冤，即便權力部門傲慢地顛倒黑白也不放棄，終于贏得公正。按照往常的慣例，他們只是“會叫的鳥兒有肉吃”，是弄權者運氣不好碰上的特例，其他情況依然照舊。但是這一次好像有點不同，前天已有上百名“被釣”司機聚集在南匯區(qū)執(zhí)法部門，要求同等對待，退回罰款。

據(jù)報道，對這些案例怎么處理，官方還沒有一個明確的說法。我猜想官方還在估量事情會鬧得多大，或者能不能控制輿論，然后給出應對辦法。孫中界和張暉所得結果，就是因為事情發(fā)展到超過地方官員承受力的地步，否則他們不大可能主動認錯道歉。盡管我們可以說，他們學會不再粗暴武斷地做一個結論，而愿意掂量事情的分量，已經(jīng)算是一種進步了，但是這種做法也等于在鼓勵鬧事——若干群體性事件，就是這樣發(fā)生的。這一次，上海能否吸取教訓，在事態(tài)惡化之前，就妥善地公正地處理好問題呢？讓更多的指頭活在世界上，畢竟是一種善行。

大多被釣司機和孫中界及張暉的情況不同，我猜測其中以真正的黑車司機為主——這種猜測目前并沒有什么根據(jù)，只是我不愿意把上海執(zhí)法部門想得全無人性——那么他們是否無辜呢？

有一位楊姓黑車司機對記者說，“我違法，執(zhí)法大隊可以罰我，執(zhí)法大隊違法，是不是也該受處罰?！边@句話得到網(wǎng)民的認同。其實，嚴格從法律的角度說，他真是太謙虛了。他平時的確開黑車，但是執(zhí)法者要來罰他，需要法律承認的證據(jù)。既然他遭遇“釣魚”，可見執(zhí)法部門并沒有掌握別的證據(jù)；而“釣魚”又屬于“不正當取證”——這只是上海官方的護短說法，其實何止不正當，根本就是涉嫌構陷別人的犯罪——那么執(zhí)法部門根本就不可以罰他。但是執(zhí)法部門“釣魚”已是一種公開的事實，他們顯然不能道歉了事，而應該退賠并受罰。

讓更多的“被釣”司機獲得退賠，在中國的現(xiàn)實中具有深遠的意義。首先，它讓公正不再孤零零地存在于特殊的個案之中，而追求更普遍的意義。誰鬧得兇誰都獲得公正，對于個體來說固然是一種應得的補償，但是對于沉默的大多數(shù)來說，造成了一種新的不公。很多人甚至會反過來厭恨抗爭者，正是抗爭者不屈不撓的維權，讓自己已經(jīng)隱忍的傷口重新疼痛起來，也顯出了自己的渺小。在合理化自己的隱忍的時候，必然要將抗爭者的勇敢負面化。假如因為一個人的抗爭，多數(shù)人都獲得好處，這不僅是將公正擴大化，而且讓大家都意識到抗爭的價值。

從官員的角度看，只有普遍化才能讓他們有所警醒。事實上，官員們并不害怕那些偶發(fā)的個案，尤其是以賠償為目的的事件，反正錢又不從他們自己的腰包里掏出來。他們甚至愿意花更多的錢來贖買自己的安穩(wěn)。所以就出現(xiàn)了各種稀奇古怪的協(xié)議書，該賠不該賠的都在賠，該賠的也要附帶不公正的條件。幾乎完全相同的情況，鬧得厲害的就多賠，鬧得輕微的就少賠，不鬧的就不賠。假如公正實現(xiàn)普遍化，那么官員們要用錢敷衍就沒有那么容易了。

上海市政府已經(jīng)說了，要追究當事官員的責任。從道理上說，責任的大人跟公平的扭曲程度相關。但是實際上，官員所受的懲罰如何，要看他對官方造成的損失多大。國家賠償雖然花的是公民交納的稅金，但畢竟是官員手中掌握的資源，而且用錢之前沒有預算民主，用錢之后沒有財務公開，那還不跟自己家里的錢一樣？普遍賠償之后，上級官員一定會感到心疼，從而讓責任官員真正受到一點懲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