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討要70塊錢的工薪,農民工高志強遭到了包工頭的報復。因為對方拒絕按時給錢,高志強撥打110尋求幫助,不料低估了包工頭的社交能力,此人叫來人隨便拿刀一扎,就讓他失去了一個腎。高志強說,再也不出來打工了,“外面太危險”。(1月13日《檢察日報》)
看客們可以猜測,為什么要來這么一刀呢?是因為對方勢單力薄呢,還是因為自己財大氣粗可以擺平呢?對方只是一小民工而已,何以犯得大動干戈。問題就在于此,倘若對方看來非等閑之輩哪能暴力解決,正是因為對方的身份——農民工,才可以有恃無恐。農民工是弱勢的標簽,意思是我們都能對他們白眼相加,或者吐痰扔物,偶爾拳腳相向也無傷大礙。一般農民工性情平和,出門在外都不惹是非,況且他們沒文化、不懂法,大可以放心的鄙視。他們掙了城市的錢,難道還不能忍受城市的冷眼?
農民工的討薪之路并非常人能想象之苦。一年到頭工程趕完,往往老板就跑掉了;為了血汗錢而整夜守在草窩里也是為了第二天“堵住”那些未跑包工頭;即使有幸跟對方相見往往是被暴打。這樣的事例屢見不鮮的發(fā)生著,去年11月份的昆明劫持案的緣由也僅僅是因為拖欠工資。盡管政府屢次強調著“不得拖欠”,并以實際行動追款支援農民工,盡管也有《勞動法》的強大威力。然而包工頭大可輕松的克扣、拖欠,畢竟對方維權意識低,連個合同都不知道簽。況且勞動執(zhí)法部門、社會保障部門大都是尸位素餐的站著,所以工資這個事上面怎么說是另一回事,下面照干不誤。“天高皇帝遠”,自己的地盤自己做主。
討薪不順只是農民工的尊嚴被漠視、無視的一個縮影而已。我們的官員,麻木的看客們肆意鼓吹著“大國”與“自信”,我們的民眾,樂呵呵的沉浸在自我編織的美夢里,并且為《2012》里出現中國鏡頭就民族自豪感大增。筆者不久前看到農民工春節(jié)放假紛紛搶購“防盜內褲”,不由得一酸。一方是變本加厲的故意疏遠,另一方是極不信任的瞪視四周。
張海超的開胸驗肺暴露了職業(yè)病鑒定的“命門”,我們的農民高志強能換回的僅僅是屬于他的70塊錢嗎?當最偉大的職業(yè)遭受到最不平的待遇,當最光輝的人群遇到最歹毒的老板,我們能維系這個社會運轉的僅僅是同情與良知嗎?法律會臻于至善,情感會趨向理性,這樣的一天,我們的農民工才能受到最真摯虔誠的敬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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