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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正視法律的缺陷，兩害相權取其輕，坦然接受法律的副作用，才能真正地根除刑訊逼供

近日，趙作海一案再次引發(fā)公眾的關注，刑訊逼供！還是刑訊逼供??！人們不禁要問，有沒有什么辦法徹底根除刑訊逼供使得無辜民眾不再蒙冤？

辦法是有，當然這個辦法不是處理幾個打人的警察，懲處幾個不負責任的法官那么簡單，不從制度上進行改良，處理再多的人也無濟于事。

徹底根除刑訊逼供只有一個辦法，那就是讓嫌犯的口供不再是合法的證據(jù)，換句話說就是賦予嫌犯沉默權。

我們經(jīng)常能在美國的影視劇中看到，每當警察抓到嫌犯時，第一件事就是要像和尚念經(jīng)一樣背誦著“你有權保持沉默，否則你所說的一切，都能夠而且將會在法庭上作為指控你的不利證據(jù)……”，沒錯這就是著名的米蘭達規(guī)則。很多人了解美國的沉默權，往往是從這個米蘭達規(guī)則上開始，很多人誤以為米蘭達規(guī)則規(guī)定了嫌犯的沉默權。其實，沉默權是美國憲法第5條修證案規(guī)定的“任何人不得在任何刑事案件中被迫自證其罪”，米蘭達規(guī)則只不過是使得沉默權得以延伸，認為公民不自證其罪的權利不僅適用于正式法庭審判，而且同樣適用于法庭以外的任何程序和場合。由于涉案警官在審訊米蘭達之前，沒有預先告訴他應享有的權利，所以米蘭達的供詞屬于非自愿供詞，這種供詞在法院審判時一概無效。

米蘭達規(guī)則實施以后，其作用是積極的也是明顯的，從此之后，再也沒有哪個嫌犯因受到刑訊逼供而蒙冤入獄，美國的司法系統(tǒng)也會辦錯案件，但錯的原因沒有一件是因為刑訊逼供，可以說賦予嫌犯沉默權，使得口供不再是合法證據(jù)是根除刑訊逼供的一劑良藥。

但是，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實行米蘭達告誡這種保護嫌犯權利的法律，是有重大的社會代價的。

米蘭達告誡實行以后，嫌犯一旦落網(wǎng)，一個個都像榆木疙瘩一樣一聲不吭，給警方偵破案件造成了極大的困難，更要命的是，有的警官好不容易抓到嫌犯后，死活想不全米蘭達告誡全文了（我數(shù)了一下，全文共61個英文單詞），不得不把嫌犯放掉，后來，警方干脆把米蘭達告誡印成卡片發(fā)給每一位警官，在抓獲嫌犯后，照本宣科交差。這樣帶來的后果是，警方的破案率直線下降，據(jù)美國司法部門統(tǒng)計，米蘭達告誡出臺前，刑事重案破案一般在60%左右，“米蘭達”告誡出臺后的幾十年，破案率已跌落在40%左右。

這也就是說，要想加大保護嫌犯權利的力度，必然要對警方的權限予以約束，也會加大司法成本，更會使得更多的罪犯逃脫法律的制裁。刑訊逼供雖然會使無辜民眾蒙受不白之冤，但我們也不得不承認，它在打擊犯罪方面有著驚人的高效率作用，許多案件警方是依據(jù)嫌犯的口供偵破的。對米蘭達規(guī)則持反對意見的美國聯(lián)邦大法官哈蘭認為：“人人皆知，如果沒有嫌犯口供，有些案件很可能永遠無法破案，數(shù)量眾多的專家作證表明，警方提審案犯，獲取口供，對于控制犯罪非常重要?！?/p>

當然，有人會說，有沒有更好的辦法，使得警方高效率打擊犯罪，又不濫用權利傷害無辜民眾呢？比如說，并不賦予嫌犯以沉默權，口供仍是合法證據(jù)，但嫌犯是打不得的。這個想法是美好的，當今世界上沒有哪個國家認為刑訊逼供的口供是合法的，無論它是不是法治國家。我國有刑訴法也同樣如此，雖然沒有規(guī)定沉默權，沒有規(guī)定嫌犯問不得，但也同樣規(guī)定嫌犯是打不得的。但為什么刑訊逼供會如此嚴重？這還是因為口供在刑事案件偵破過程中的高價值作用，許多嚴重刑事案件，離開了嫌犯的口供就無法偵破，離開了嫌犯的口供就無法對嫌犯定罪，口供如此重要，足以誘使警方鋌而走險，明知犯法，仍會對嫌犯進行刑訊和精神恐嚇。實話實說，明顯的肉體刑訊現(xiàn)在并不多見，但是車輪式的不間斷提審——熬鷹式刑訊卻比比皆是，這就足以讓嫌犯精神崩潰，真正的罪犯，會不打自招，無辜的人當然也會自認其罪。

筆者請一位從事刑事審判的法官同行作了一個粗略的統(tǒng)計，在他辦理的案件中，如果離開了口供，有多少案件將無法對被告人定罪，結論是百分之七十左右。而且越是重大案件，這個比例越高。

那么，在我們面前只有兩條道路可走：

一，想徹底根除刑訊逼供，只有賦予嫌犯以沉默權，使得口供沒有絲毫的利用價值，其副作用是刑事案件偵破率大幅下降。眾多的罪犯逃脫了法律的制裁。

二，亂世用重典，打擊犯罪應當從重從快，現(xiàn)在犯罪率如此居高不下，更不能束縛警察的手腳。其副作用是必然有部分嫌犯會受到刑訊逼供，當然這其中大部分是壞人是真正的罪犯，但也極少部分無辜的人會蒙受不白之冤。

以上，我講了為什么我國刑訊逼供這樣嚴重，其主要原因是現(xiàn)行刑訴法將嫌犯的口供列為合法證據(jù)，刑事案件的偵破嚴重依賴于嫌犯的口供，同時，嫌犯的權利沒有得到充分的保護。

最好的刑事政策是，絕不錯殺一個好人，但也絕不放不過一個壞人，這個說起來是那么容易，但做起來就絕無可能。要么是寧可錯殺一千，絕不放過一個，要么是寧可放過一千，絕不冤枉一個。魚與熊掌不可兼得，這個道理古人都懂，但真要你做出選擇，卻是很難很難的。

還好，愚笨的美國人往往會做出一些令中國人費解的選擇，對于米蘭達告誡同樣如此，最初美國人并不能普遍接受，曾有議員試圖提出憲法修正案，試圖推翻米蘭達告誡，最終是因難以取得參眾兩院三分之二多數(shù)而夭折。但是現(xiàn)在，米蘭達告誡已被公眾普遍接受，而且實際上已經(jīng)成為當代美國通俗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美國人能夠接受米蘭達告誡，能夠忍受米蘭達規(guī)則所帶來的副作用，是因為他們認為，法律首先要管的，應當是政府里的官兒和警察，其次才是社會上的犯罪分子，所謂的加強法治，首先應當從制度上約束和限制政府官員的權力，從制度上防止統(tǒng)治者和執(zhí)法者無法無天，胡作非為。因為執(zhí)法者一旦胡作非為，其對社會的危害要比任何的個人犯罪嚴重的多。

美國人實踐檢驗這個觀點的機會并不多，倒是我們國家在不斷地證明美國人這個觀點的證確性，從1957年的反右擴大化到文革十年，哪一個不是使數(shù)以千萬計的民眾陷入如山的冤假錯案和政治迫害之中？

兩害相權取其輕，這個道理人人都懂，但是，選擇起來卻不容易，對于刑訊逼供，現(xiàn)在人們看到了其巨大的危害性，幾乎人人對于警方的濫用權力侵害無辜公民的行為感到無法容忍，但是，趙作海等案是在真相大白以后才引起人們的關注的，假如趙作海案發(fā)于今日，警方遵紀守法，案子破不了，只抓到了一個證據(jù)不足的嫌犯趙作海，估計大多數(shù)現(xiàn)在罵警方的人會要求警方將趙作海繩之以法，或者假如警方將趙作海起訴到了法院，法院以警方對趙作海刑訊逼供為由將趙作海無罪釋放，你能接受嗎？

當然了，你會說，我沒有那么笨，你會勉強說你能接受，但這是在你知道了案件真相前提下做出的。算不得數(shù)。

曾經(jīng)有一個案件，可以驗證你的真實想法，東北黑社會劉涌案，劉涌一審被判死刑，但劉涌請了一個好律師田文昌，田文昌律師找到了曾經(jīng)看護劉涌的幾個退役武警，證明劉涌被關押期間曾經(jīng)受到了刑訊，（李莊曾想復制這一作法），二審法院膽子不大，沒敢宣布這些刑訊逼供的證據(jù)違法，只是說證據(jù)不可靠，因此改判劉涌死緩，這下可了不得了，全國民眾大罵二審法院混蛋。最高法院著了急，提審該案，將劉涌槍斃了事。

現(xiàn)在大罵刑訊逼供的人，和當初大罵劉涌案的人難道不是一伙人嗎？

為什么劉涌可以被刑訊逼供，而趙作海不可以呢？因為劉涌是壞人，趙作海是好人。

但我要告訴你的是，任何人在強大的國家機器前面都是弱者，刑訊逼供面前沒有好人，都會讓你成為壞人的。當初趙作海被刑訊逼供時，你得來的信息只會讓你認為他是一個壞人，絕不會認為他是一個好人。

就像以上諸位高智商人士的回帖一樣，我們中的許多人并非真心的反對刑訊逼供，當刑訊的對象是他們討厭的人，比如劉涌這類人，他們會對刑訊逼供歡呼雀躍，或者選擇性失明，但如果是趙作海這類他們不討厭的人，他們才會痛罵警方的敗類。刑訊是否正當完全取決于被刑訊的對像是誰。.

其實，我從來就不否認樓上諸位沒有看完帖就罵我的人，以及當初罵劉涌案的法官的人，還有現(xiàn)在罵趙作海的警方的人，都是一群善良的人。他們的善良使得他們相信世界上確實有十分完美，沒有任何缺陷的法律制度。正如他們相信世上有真神一樣，相信多快好省大干這類口號，也相信我國的不放過一個壞人，也不冤枉一個好人的刑事政策。

最后，亮明本人的最終觀點，可以容忍任何個人犯罪，但不能容忍任何執(zhí)法者的犯罪。

可以容忍徹底根除刑訊逼供帶來的副作用，刑事案件偵破率的降低，可以容忍犯罪分子逍遙法外，絕不容忍執(zhí)法者以法律的名義對公民(包括嫌犯)隨意修理。

只有正視法律的缺陷，兩害相權取其輕，坦然接受法律的副作用，才能真正地根除刑訊逼供。

只有將眼光更多地盯在執(zhí)法者的身上，使其不敢越雷池一步，而不是將眼光盯在普通犯法者身上，非要將其繩之以法不可，才能真正地降低犯罪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