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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處長情婦日記”和廣東某副市長“和女記者裸照”在網(wǎng)上被傳得沸沸揚揚，引來無數(shù)斥責、鄙夷和嘲笑，而兩個“疑似當事人”卻在稍后低調(diào)澄清，稱系被“誤傷”，爆料網(wǎng)帖“與事實不符”，照片上非本人，所謂日記更“純屬誹謗”，兩人將通過法律武器為自己討個公道，云云。

兩件公案的曲直黑白，怕是只有天知地知，當事人自知，要搞個明白，有個交代，也許只能指望法律的公平公正，和司法機關的秉公辦理。值得深思的是，何以“枕頭”成了“誤傷”官員的利器？

其實撫今追昔，古往今來，類似今天“枕頭”這樣的“毀人利器”，可謂層出不窮，不乏其例。比如前蘇聯(lián)集體農(nóng)莊時代，說一個人是“富農(nóng)分子”或“落后分子”是再容易不過的事；而美國的麥卡錫時代，許多后來被證明無辜的被整政治家、科學家、媒體人，當時都被扣上頂可怕的“紅帽子”。在中國，上世紀40年代想“狙擊”某個大人物，利器同樣是“紅帽子”，等到50年代最令人談虎色變、卻也“出鏡率最高”的，就變成了“老虎”（貪污犯），至于在冷戰(zhàn)的風聲鶴唳中，被一紙無名無頭的“間諜”、“特務”檢舉信弄到身敗名裂的，在歐亞美非、大國小國，差不多都能舉出幾個例子來。

“狙擊”大人物，僅憑一己之力，一人之口，是絕對不能成事的，要訣在于借力打力，以巧破千斤，借助輿論、公眾和上級官員頭腦里的恐懼、成見，利用杯弓蛇影、鄰人竊斧的心態(tài)成事。正因如此，古今中外運作、策劃這一招的，無不從當時最熱門、最容易引起共鳴和恐懼感、也最容易被大家深信不疑的“罪名”入手，大家害怕“紅”，那就給抹紅；恐懼間諜，那就往諜戰(zhàn)劇情上靠。桃色新聞這東西，喜聞樂見，成本低廉，小中見大，能進能退，確有其事固可理直氣壯，有點影子便足借題發(fā)揮，就算純屬捕風捉影，圍觀者的好奇心也足以讓對方吃不了兜著走，因此從來都是這類“狙擊”的熱門利器。

更應看到的是，這些“流行狙擊利器”之所以流行，通常并非什么炒手刻意對“利器”欺行霸市、哄抬物價，而是因為在當時，這種威脅的確存在，的確是人們看到最多、議論也最多的“殺手”。麥卡錫時代的“紅帽子”之所以屢試不爽，是因為冷戰(zhàn)格局下，龐大的蘇聯(lián)帝國足以令美國社會不寒而栗，而兩個超級大國間的諜戰(zhàn)也的確無孔不入；建國初的“老虎”指控之所以讓一些無辜干部受連累，也同樣是因為劉青山、張子善等真正的“老虎”一再出現(xiàn)，給社會造成巨大損失，并引起公眾關注和憤怒。

同樣，在當今官場上，栽倒在“枕頭”上的大小官員，早已數(shù)不勝數(shù)，所謂“日記”，早已在廣西某官員身上被證實過一次，而“裸照”的出鏡率更是不勝枚舉，甚至如“母女情婦”、“包養(yǎng)合約”、“用現(xiàn)代工商管理機制管理眾情婦”之類更離譜、更匪夷所思的案例，也一次又一次讓公眾們大吃一驚。

既然習見不鮮，自然見怪不怪，如果真有栽贓者，倘若真是栽贓，選擇拿“枕頭”開刀，可是再合邏輯不過的事。

一些網(wǎng)友呼吁“受害者”到“網(wǎng)上說清楚”，怕并非好主意。既然兩位涉事官員都要尋求法律幫助，那很好，不妨讓他們對司法機關說清楚，再讓司法機關對輿論、社會和大眾說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