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襲警案固然令人悲痛，它雖然帶有幾分意外，折射出的卻是警察“養(yǎng)兵千日，用兵一時”的職業(yè)屬性。我們反思的重點應當是如何增強警察執(zhí)法的應急處突能力，如何激活日常的執(zhí)法訓練，如何將立法配備的警用裝備用到嫻熟的地步，這些遠比改進配槍制度更為關鍵。

一次慣例式的普通排查，竟然意想不到地遭遇到嫌犯的猛烈槍擊，以致釀成兩名民警、一名協(xié)警犧牲的悲慘后果，發(fā)生在山東泰安的這起襲警案，成為新年伊始最受矚目的刑事大案。

伴隨著現代傳媒暴風般的立體傳播，襲警案的悲劇性效應得到徹底的闡發(fā)。從對死者的英雄式致敬，到對警察自我保護的探討，再到為警察配槍的呼吁，人們在嘈雜的輿論中關切整個案件的后續(xù)影響，期待消逝的生命能夠改變些什么。

其實，“警察緝兇殉職”并非孤例，去年發(fā)生的揭陽兩名交警在高速公路上被槍殺、廣州白云區(qū)京溪派出所副所長陳興緝兇時遭槍射受重傷、惠東警察緝毒時被反銬的毒販掏槍殺害，同樣令人扼腕痛惜。或許正是基于這樣的痛感，基于對社會正義的伸張訴求，人們希望能夠提高警察的警具配備，加強對警察的人身安全保護，盡可能降低執(zhí)法風險。于是，警察配槍的問題再度被提出。

這讓我想起了2008年的上海襲警案。當青年楊佳手持單刀沖進閘北分局殺死6名警察后，全社會都在反思警械管理制度，呼吁給警察配槍的聲音同樣強烈。也正是在那之后，全國各地的公安機關都開始將鎖在倉庫里的催淚噴射器、強光手電、急救包、防割手套等警用裝備發(fā)到民警手中。遺憾的是，這似乎只是一陣風，并沒有納入日常的執(zhí)法訓練當中。平時警察出警或執(zhí)勤，也很少佩帶警械，使得在突發(fā)性的暴力襲警者面前，警察幾乎喪失了還擊和防御的能力。

那么在襲警案頻發(fā)的情況下，是否有必要改進配槍制度，讓警察持槍上崗呢？我以為這并非上策。從根本上說，如果平時缺乏嚴格的執(zhí)法訓練，如果下發(fā)的警用裝備只是為了一時應急，那么在抓捕罪犯執(zhí)行重大任務或是遭遇突發(fā)事件時，仍然難以形成實在的戰(zhàn)斗力。如此，配槍不僅不能解決襲警問題，還可能帶來槍支失控的危險。

討論警察配槍的問題，必須有更為理性的思維。如果我們不是很健忘，一定還記得一年前發(fā)生在貴州安順的警察擊斃村民事件。同樣也是槍，只不過輿論普遍的呼吁卻是限制警察的用槍權。或許輿論就是這樣，針對不同的案件就會有完全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時效性立場。但作為制度的設計，則應當超出個案的情感糾葛，進行充分而理性的考量。當握在警察手中的槍瞄錯了對象，當警察將毫無威脅的逃跑中的小偷開槍擊斃，當攜槍警察還普遍缺乏開槍的成熟規(guī)則約束時，那么陷入困頓的將很可能是公民權利。

山東泰安的襲警案固然令人悲痛，它雖然帶有幾分意外，折射出的卻是警察“養(yǎng)兵千日，用兵一時”的職業(yè)屬性。由此，我們反思的重點應當是如何增強警察執(zhí)法的應急處突能力，如何激活日常的執(zhí)法訓練，如何將立法配備的警用裝備用到嫻熟的地步，這些遠比改進配槍制度更為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