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上個世紀末，社會風氣不是這樣，那時候站在大學講臺上的，一開口都得是“兄弟我在牛津的時候”，“兄弟我在芝加哥的時候”，不然根本鎮(zhèn)不住場子。為什么這些年氣氛發(fā)生了這么大的變化。
布迪厄對于文化資本的分析，給我很大啟發(fā)，他有本書，大概還沒有翻譯成中文叫《區(qū)隔：趣味判斷的社會批判》，其中講各個社會階層如何依靠對不同文化符號的稔熟，來標志自己的地位，并和其他階層區(qū)隔開來。
當年改革開放剛剛不久，見個金發(fā)碧眼的都非常稀罕，任何海歸，哪怕是西太平洋大學的博士，都沾了來自西方世界的文化資本的光。誰能有西方背景，誰就能把自己和絕大多數人區(qū)隔開來。我聽過有不少現在大學里的年輕講師抱怨，自己沒有趕上好時代，擱十年前哪怕是在國外的二流大學讀過碩士回來，也能很輕松的被當作人才引進，當個教授。等教授位置都被占滿了，現在標準就高了，非得是歐美名牌大學的博士，還得從助教講師，開始一年年的苦熬。這些年輕人來自城市，中上收入的家庭，受很好的教育，一邊上大學一邊讀新東方，大學一畢業(yè)就去國外讀研究所，這幾年這批人回國求職了。
現在海歸這個詞就讓我想起巴西龜，記得我小時候，巴西龜剛被引入中國，很稀罕，在花鳥市場上一只巴西龜的價格幾乎跟一只畫眉鳥相當，10年以后，巴西龜就論斤賣了。
所以現在隨便一所重點大學里都擠滿了等待職稱上升的海歸，每一個學歷背景都挺不錯。學術體系也像一個權力場，就像那個寓言里的猴子，朝下看都是笑臉，朝上看都是屁股。而今天中國大學里排在最頂端的學者，最有效地和其他野心勃勃的尾隨者區(qū)隔開來的方法，就是另一套讓其無法模仿的話語體系。在這幫海歸面前，顯擺兄弟我在英國，美國的時候就不管用了。這些新一代海歸上過新東方，在國外談過戀愛，參加過俱樂部，個個英文都比在國外端盤子攢回國三大件的老一代海歸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