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xiàn)在，北京市放寬關于“業(yè)務主管”的要求，為北京及其他地方的社會組織獲得合法身份、正常開展業(yè)務，帶來了希望。
不過必須承認，放寬社會組織成立條件，要建立在強化民政部門工作的基礎之上。原先“業(yè)務主管單位”的規(guī)定存在公共管理方面的合理性：對于一個在相當長時間內，只知有政社一體的“單位”，而不知“社會組織”為何物、有何用的國度來說，突然冒出一大批社會組織，肯定讓承擔公共管理職責的政府手足無措。所謂“業(yè)務主管”的規(guī)定，在一定程度上正是為此設計的，盡管它并不能真正為社會組織找到有力、有利和有效的管理者和管理方法，更無助于社會組織健康發(fā)展。
現(xiàn)在，雙重主管中的那個難以落實的“業(yè)務主管”逐漸退出，社會組織的真正主管——民政部門——的責任必須完全落實；相應地，從審計到賬目公開等一系列管理要求必須執(zhí)行到位。
更重要的是，行政性條件放寬之后，需建立以法律為框架的社會組織規(guī)范運作體系，這是對社會組織乃至整個社會領域健康發(fā)展具有長遠意義的關鍵環(huán)節(jié)。社會組織內靠價值觀驅動，建立自律機制；外靠法令政策，接受他律規(guī)范。在服務社會、服務特定人群、服務公益的過程中，社會組織一方面要堅持志愿奉獻，拒絕市場的誘惑；另一方面要追求公共目標，防止政治化傾向，以完整的“民間、非營利”的性質，建立與政府的相互信任，積累社會公信力，引導各類資源進入社會領域，并通過“社會企業(yè)”等形式，以接近乃至超出市場的效率，履行“第三次分配”的角色功能，增進全社會的公正和福祉。
這些過程目標和結果目標的達成，需要健全的法律體系。可以預見，隨著對社會領域認知的成熟和深入，有關慈善、志愿、公益等內涵的法律界定將愈趨精確，社會組織成立、運作和發(fā)展都將更規(guī)范。彼時，今天看來有必要存在的政府包攬和行政干預，也將有選擇地退出，社會組織將以“大貢獻小風險”，助推“小政府大社會”格局實現(xià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