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多日本名人遇難，日本降“毒雨”，日本核輻射外泄搶救失敗、搶險人員全部死亡，韓國救援隊5人找2狗……諸多無所謂或“有所謂”的說法接二連三傳來，其中造成較大轟動和實際影響的信息，主要是和核輻射相關(guān)的海域污染信息、“碘鹽防輻射”傳說。
林林總總的謠言，大致可分兩類，即“涉私謠言”（包括涉及單位和小群體的謠言）和“涉公謠言”，即涉及公眾利益、公眾情感的謠言。對涉私謠言，現(xiàn)有應對辦法與規(guī)則比較明確，謠言止于他人權(quán)利，在法律和輿論支持下，謠言傳播者將面對現(xiàn)實風險。而處置“涉公謠言”這種情況則比較棘手。
對謠言的處罰，《治安管理處罰法》的規(guī)定有：散布謠言，謊報險情、疫情、警情或者以其他方法故意擾亂公共秩序的。《刑法》的規(guī)定是：投放虛假的爆炸性、毒害性、放射性、傳染病病原體等物質(zhì)，或者編造爆炸威脅、生化威脅、放射威脅等恐怖信息，或者明知是編造的恐怖信息而故意傳播，嚴重擾亂社會秩序的。
把對“涉公謠言”的制裁行為，局限在公共安全的范圍，將“涉公謠言”中危害公共安全的謠言單獨區(qū)分開來，這是正確的。但是，雖有這樣的法律法規(guī)，而在實踐中認定什么是危害公共安全的謠言，仍存在許多難點，有時候，不公或不客觀的認定被當成打擊工具。
謠言，其實是“不實信息”，應將其看做“被驗證后的、導致了具體傷害后果的不實信息”。區(qū)分謠言與否的難點，在技術(shù)方面有不少，但主要的難處或需要慎之又慎的理由，還在于“宏觀因素”。
開放和多元的信息渠道具備強大的糾錯能力，所以，盡管互聯(lián)網(wǎng)時代人人具有“造謠權(quán)”，但謠言的烈性危害案例卻大大少于極度封閉的時代。比如上世紀70年代的“地震謠”，曾導致十分嚴重的事件，而在有了“私媒體”的今天，舊事恍如天方夜譚。
在信息正道、大道被封鎖或不透明的情況下，信息小道必熙熙攘攘；在信息被堵截時，實話和猜測、假想、謠言勢必一起飛短流長；在現(xiàn)實危險確實存在、預后難料的情況下，多為善意的判斷、推測、假想，自然層出不窮，而事后將這些都視為謠言對待，不僅不公平，還有侵犯思想和言論自由之嫌。
公器若缺失公信力，人們只好依賴“私信息”和“私信力”。集體恐慌是導致謠言滿天飛的強大背景，謠言或傳言的制造者，往往是集體恐慌的受害人，甚至不排除是個被嚇傻了的受害人。
專家出面辟謠，反被公眾視為險情出現(xiàn)的前兆，這是近年來出現(xiàn)的奇怪現(xiàn)象之一。這里公眾也是有理由的。比如，專家斷言誰都不能預測地震，那么就沒人可以否定有震信息。尷尬的情況也有發(fā)生，如剛辟謠沒幾天，就發(fā)生了地震，這樣，追究地震謠言也不免尷尬。
負責的公權(quán)，面對集體恐慌和傳言流行，首先要檢視自身的公信力與透明度。對不實信息，有效的應對是及時發(fā)布真實信息，創(chuàng)造便于公眾參與公共事務的條件。而動輒考慮“法律制裁”和“行政措施”，有時可能不智，且容易節(jié)外生枝。（作者為知名網(wǎng)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