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生維艱、貧富差距日益拉大、“天價墓”頻現而關涉大眾的墓地相繼被催逼“續(xù)費到期”的社會語境下，今年的清明節(jié)，似乎格外喧鬧和讓人壓抑。原因很簡單，如果說物價、房價高企，普通民眾還可以苦巴苦掙，那人死尚不能駕鶴翔游，反要累及后人，則形如壓垮心理堤防的最后一株稻草，這個社會無疑會讓人失望乃至絕望。
拘泥于瑣細枝節(jié)來探究這一糾結，猶如頭痛醫(yī)頭，腳痛醫(yī)腳，或可有所紓解，但不能從根本上厘清來源屬性、權責義務，更遑論解決之道。比如，既然實行的是“市場經濟”，那么墓地價格再高，似乎也僅能歸因于“供過于求”，他人無由干涉，也不能簡單地斥之為炫富傲貧；而若堅持墓園的維護費用不需喪主自掏腰包，那墓園里荒草萋萋或者被擠占、叨擾等情形又如何規(guī)避？起碼得安置幾個守墓人吧？誰又來為這一支出埋單？
1985年發(fā)布的《國務院關于殯葬管理的暫行規(guī)定》中曾提及,經營性公墓的墓穴管理費一次性收取最長不得超過二十年，且喪主應按規(guī)定交納墓穴租用費、建基工料費、安葬費和護墓管理費。應該說，這一法規(guī)在當時歷史條件下有其合理性，既為國民歸置親屬的靈柩遺骸提供了一個合法場所，又給經營者開放綠燈，且給二者搭建了有序合作平臺和配套的政策規(guī)范。當時的這類收費雖名目有4項之多，但數額不大，經營者也較“安分”，尚不敢明目張膽借尸謀財，因此彼此可以相安無事許多年。
遺憾的是，1997年國務院制定頒布的《殯葬管理條例》卻對上述重要細節(jié)進行了模糊化處理,將墓穴占地面積、使用年限交由省、自治區(qū)、直轄市人民政府自行規(guī)定,對期滿后是否應予續(xù)期、如何續(xù)期、是否收費及按什么標準收費則沒有作出任何規(guī)定。2007年，國務院法制辦公室又曾全文公布過一回《殯葬管理條例(修訂草案征求意見稿)》,可惜時過4年，仍不見下文，不知是否在“修”且“訂”之。無疑，這客觀上縱容了部分民政部門及下屬的殯儀館、火葬場等單位肆意妄為，并導致了如今喪葬收費上的亂像叢生，和莫衷一是。
在此情形下，廣東從化辟出大片山林建成“公益經適墓地”，每年管理費只象征性收20元，應該是個值得大力推廣的“先進經驗”，該市骨灰集中安放率已連續(xù)６年實現100%，引來各地紛紛參觀、取經。應該說，這一探索,屬于“夾縫中求生存”，具有良好的指向性意義。但接下來的推廣，恐怕又會面臨接踵而至的無形阻力，比如，聯(lián)系到近年來“經適房”每每被公權部門給擠占名額，“蹭奪”福利，這“經適墓”是不是也會步其后塵、衍生腐??？從化每年管理費只收少許，效仿者是否也會這么“仁慈”？還有，沒有大片山林的地方怎么辦，價格是不是自然要飆升？以及既是“公益”，何來“經適”，既然付費，又何必奢談“公益”的悖謬，等等。
亂相頻仍的背后，其實潛藏著從危機鏈條的上游，給予一攬子解決問題的積極性因子，端看有關部門能否以此為契機吸納民意，創(chuàng)新思維，大干快上。依筆者之見，那就是應首先明確，給逝去的國民靈柩提供安放之地是國家責任，是人性化舉措和構建和諧社會之必需；然后在全國范圍內力倡文明火葬，響應者可將逝者葬于由國家出資、各地具體承建的公墓內，不收一分錢。這樣既興利除弊，一掃封建迷信和大操大辦歪風，又節(jié)約了耕地，維護、凝聚了民心，為喪主及后代子女解除了后顧之憂。即便從純算經濟賬的角度來看，也是絕對合算的，還確保了“低碳”和可持續(xù)發(fā)展，因而具有很強的現實可操作性。
每個人與生俱來，都有著自己的父母之邦。感恩生命，感謝奉獻，則是文明國家的高尚行為。人生短短幾十載，來也匆匆，去也倏忽，活著的時候歷盡艱幸，滋養(yǎng)國家、民族、社會和親人，撒手西去之際，也理當享有一定的尊嚴和哀榮。由政府埋單，為其尸骸義務提供一塊不求很大、但求夠用的安放之地，合情合理，惟缺制度設置；從我國GDP已躍居世界第二的經濟實力來講，目前也已初具物質條件。為何不能刪繁就簡，嘗試為之呢？
但愿剛剛過去的這個喧嚷的清明節(jié)，能給相關政策制定者以這樣的積極思考。果如是，則堪稱一大善政，功在當代，利在千秋，造福后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