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最后一名犯罪嫌疑人王海宇雖然就在警察們的眼皮子底下，盡管關于她偽裝懷孕、依然在單位拿工資的證據言之鑿鑿，仍然“無法”歸案。無法歸案不是因為沒有法律保障，而是因為有人給正常的司法程序設置障礙。

其實，類似李勝利這樣的案件還有很多，1996年，呼和浩特第一毛紡廠一廁所內一名女子被奸殺。同年6月，呼格吉勒圖被作為兇手并被執(zhí)行了死刑。9年后，真兇現身，冤情至今未昭雪，涉案的相關責任人也未必追究刑責和黨紀政紀處分。

現實中，還有很多案情無法得到申訴與重新審理的機會。家屬還像影視劇中盼望青天大老爺一樣在盼望有“貴人”出現，幫助受到冤屈的人們洗掉陳冤。其實，所謂的“貴人”是對司法審判的最大嘲諷，是對越權、特權思想的歌功頌德。

期待貴人的出現，實際上是在期待一種特權對另一種特權的馴服與治理。說到底，公民的“貴人”應該是法律，而不是哪個偶然中撞到的誰誰誰。換句話說，倘若從公安機關調查、檢察機關批捕、法院審理每一個階段都能夠做到“執(zhí)法必嚴、違法必究”，人們還會如此期待“貴人”出現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