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需要利益相關群體真正的博弈,而博弈的前提是發(fā)出聲音,作為最大利益相關者的官員群體,不能沉默

談到官員福利時,很多人都以為,官員花錢可以很隨意,有無數公款可以隨便用,衣食住行都不用花自己的錢,而且辦什么事都可以走后門。但前不久,我在某地講課時與當地官員交談,他描述了官員生活的另一個版本:如果沒有單位的住房,他的收入在本地買房連首付都付不起；每年春節(jié)他都猶豫要不要回家過年,好幾次都是帶著家人轉幾趟火車回家的；老家的人覺得他在大城市當處長,應該什么事都能擺平,其實他和其他人一樣,孩子上學得求人,老人看病也得求人。

他說自己的收入很低,但如果將家底公之于眾,老百姓肯定不會相信——你們公務員怎么可能這么清貧?他說現階段徹底取消公車肯定不現實,如果政府部門沒有公車,打車這么難,大家又要罵政府部門的行政效率怎么這么低?他一直強調,這些話只能在飯桌上說說。他有一位同事,在飯桌上說的話被媒體寫進報道,結果被網民當成“雷人雷語”炮轟,單位在輿論壓力下不得不處理了該同事。

常與官員交流,常聽到他們講類似的肺腑之言,并且同樣強調“千萬別寫到報道中”。他們對媒體講的話,在飯桌上與朋友聊天時講的話,完全是兩套話語體系,完全是兩種不同的內容。我相信,飯桌上的聊天,才是他們真正的心里話,而在媒體上講的,要么是言不由衷的套話,要么是應時應景的官話,要么是迎合公眾需要而講的假話,要么是害怕惹麻煩而講的永遠正確卻永遠無用的空話廢話。很多官員,只在閑聊扯淡時才講真話,正經公開場合就都不得不裝腔作勢。

這不是個案,而是很普遍的現象。官員這個群體,貌似掌握著巨大的話語權,其實很可能是這個社會的沉默者。我們似乎每天都能在各種媒體上聽官員們的滔滔不絕,但實際上,那些發(fā)言的只是少數領導；更重要的是,在重重有形和無形的壓力下,他們最想說的真話實話,往往無法公開表達出來。

這就形成一種似乎充滿矛盾的輿論景象,掌握最多話語權的官員,在喧囂的公共輿論中,卻成了一個沉默的人群。他們看似掌握著各種權力,看似壟斷各種表達渠道,卻是一個很少能發(fā)出自己內心真實聲音的群體。正是一種畸形的輿論格局和話語體制,制造了官員話語與權力的失衡。

很多官員不敢說真話,甚至對輿論充滿恐懼,關鍵原因在于,官員手中的權力,使他們在話語表達中處于一種道義上的相對劣勢地位。輿論批評官員,他們不能辯護,如果辯護可能會點燃新的輿論火星,甚至被批為“以權勢壓人”“傲慢對待批評”。在很多時候,官員似乎成了被仇視、被妖魔化的對象,官員身份則在網上成了一個負面標簽,無論他們說什么,總有很多人不信。這導致了一種非常尷尬的局面,掌握權力越大的人,似乎越沒有公開表達的自由,越只能保持沉默。

當然,也有一些敢說的官員。他們說的是真話,但可能很容易遭到一些輿論的“修理”。甚至有一些官員,因為“說了公眾不愿聽的實話”,而遭到了討伐?！罢f公眾不愿聽的真話”會兩頭不討好,自然會形成一個沉默的螺旋。

官員群體慣于隱藏自己的真實想法,壓力不僅來自輿論,更多來自內部。在很多發(fā)達國家,官員能說會道是一種政治優(yōu)勢,會在仕途上獲得加分,選民也喜歡善于與民眾交流的官員；我們則相反,“會說”多半不是優(yōu)勢,甚至可能是一種劣勢。許多人信奉“言多必失”的處世哲學,高談闊論和張揚,往往都被視為禁忌。寡言是典型的官員形象,公眾看到的官員,也大都是“沉默者”。

不過,官員不參與公共討論,也可能是因為掌權者不屑與民眾交流和辯論。很多決策,都可以繞過民意直接實施；很多改革,沒有官方認可就難以推進。因為官方與民間并沒有平等的身份。當公眾批評官場不公開透明時,你聽過官員的辯護嗎?沒有。當公眾批評公車私用時,你聽過有誰站出來參與討論嗎?沒有。官方掌握決斷權,討論變成了一種民間單方的抱怨,你批評你的,我自巋然不動。

我們常把官員看成一個整體,其實,官員內部的情況也千差萬別,豈能用同一個標簽?很多基層官員,有一肚子的苦水想倒,有很多意見想表達,可他們的聲音常常淹沒在輿論對公務員形象的刻板認知中。作為權力階層中真正的弱勢群體,他們常被誤讀為“強者”。

改革需要利益相關群體真正的博弈,而博弈的前提是發(fā)出聲音,每一個“沉沒的聲音”都需要打撈。但是,在當前失衡的輿論格局中,同樣作為利益相關者的官員群體,卻仿佛是一群缺席辯論與博弈的沉默者。在機構改革、公車改革等問題上,都無法聽到他們真正的意見表達,刻板印象依然左右人們的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