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麗絲·門羅，這個名字對國內(nèi)讀者來說無疑是陌生的。這個“短篇女王”獲得諾獎前，其作品僅有《逃離》一部在國內(nèi)公開出版。不過現(xiàn)在，一切都在發(fā)生改變，她的作品在全球各地的圖書市場火熱升溫，國內(nèi)多家出版社也對門羅作品的中文版權展開激烈爭奪。

互聯(lián)網(wǎng)讓世界變小了，可我們的文學視野竟然更小了。倘若不是諾貝爾文學獎，我們能知道愛麗絲·門羅是誰？而得了諾獎之后，門羅在中國的命運已經(jīng)今非昔比。據(jù)媒體報道，“現(xiàn)在市面上唯一的（門羅）中文譯本《逃離》已經(jīng)在各大網(wǎng)店賣斷貨。據(jù)出版社透露，庫存中剩下的一些貨也迅速賣光”。門羅作品的熱銷，讓我們又一次習慣性地面對諾獎得主“后知后覺”，更反襯出若干年來中國翻譯界的尷尬。

尷尬之一：翻譯界無“大家”。不知道門羅，自然是無人推介或者介紹的很少，這是譯者的視野問題，他們沒有注意到門羅。目前的中國翻譯界，有翻譯者，卻少有翻譯大家。原因在于，現(xiàn)有的譯者基本上只是純粹的譯者，其本人并不是出類拔萃的文學作家。他們往往在商業(yè)目的下“接活”，商家給什么翻譯什么，基本談不上個人喜好以及“眼界”二字，所以視野要窄得多。相比較而言，中國新文化運動前后的一段時間內(nèi)，胡適、魯迅、周作人等人都對推介國外作品起到過巨大的作用，他們集作家、導師、啟蒙者、譯者于一身，翻譯范圍、角度、效果自然不同凡響。林語堂等人，甚至可以進行嫻熟的英語寫作；后來的錢鐘書、楊絳、傅雷等人更是學貫中西。今天，有這樣的翻譯大家嗎？所謂作家倒是不少，懂洋文的就鳳毛麟角了。

尷尬之二：翻譯界只認“大家”。這里的“大家”，是指流行的作家、商業(yè)利益巨大的作家以及成名已久的作家。今天的中國翻譯界，與文學整體走向聯(lián)系很緊密，更注重經(jīng)濟利益。J.K.羅琳的《哈利·波特》要翻譯，因為孩子們愛看；約翰·羅納德·魯埃爾·托爾金的《魔戒》要翻譯，因為市場廣大；一些名家名作市場固定，也要翻譯，所以不管重復不重復，哪怕沒以前翻譯得好，也要翻譯。至于其他別的成功的非主流作家作品、有潛力的作家作品，很對不起，不流行、沒趕上潮流、賺不到錢的東西咱不翻譯。正因為如此，一些諾貝爾獎得主對于國人來說總是“生面孔”，他們的作品總是得“滯后翻譯”。

尷尬之三：翻譯界太廉價。中國翻譯界為什么好作品不多、魚龍混雜？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翻譯稿費低廉，翻譯界太廉價。雖然說藝術是無價的，可沒錢的藝術卻會餓死人。長期以來，中國翻譯作品的稿酬標準一直在幾十元每千字左右徘徊，百元每千字已經(jīng)是“高價”。翻譯是一項極其辛苦的工作，既要“譯”，又要“作”，長時間的勞動，一部十幾萬字的譯作又能換得多少酬勞呢？以60元每千字的標準算，萬八千塊錢而已。如此低價之下，自然會低效，更不會有人四處主動尋找潛在價格更低的作品去翻譯了。想當年，商務印書館付給林紓翻譯小說的稿酬是千字5元，后來增加到6元。這個標準的“元”和今天不可同日而語，要知道魯迅1924年買了套四合院花費了800塊銀元。

當然，我們也可以把責任歸結于讀者：洋貨越來越流行，洋文學卻越來越小眾。可是，我們怎么不說這是引導者的原因呢？引導者自毀長城的話，那也怪不得讀者了。魯迅曾經(jīng)說，“注重翻譯，以作借鏡，其實也就是催促和鼓勵著創(chuàng)作。”翻譯做不好，創(chuàng)作又怎么能好？門羅熱銷反襯的中國翻譯界尷尬該引起重視了。

姜伯靜（河南　職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