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大對“花錢權”的約束，促使各地政府量入為出搞建設，才能徹底遏制借債沖動。

眼下，各地正在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記者在基層采訪中發(fā)現(xiàn)，一些地方領導干部對深化財稅體制改革很感興趣，以為找到了化解地方債務危機的辦法。這種選擇性理解，實際是實用主義的曲解。

匹配地方政府事權、財權，完善一般性轉移支付增長機制等，固然有利于緩解地方財政壓力，但將償還巨額債務的希望完全寄托于建立現(xiàn)代財政制度上既不現(xiàn)實，更對實際工作有害。

近年來，一些地方政府大量舉債搞建設雖有實際需要的成分，但也有大量債務資金被用于權力沖動下的大拆大建。西部某地級市政府一邊聲稱保障性住房建設資金短缺，一邊卻換一任市長修一茬路，至今債務已達數(shù)百億元。南方某沿海城市累計18．5億元債務中，“大頭”花在了興建樓堂館所等上面。

既可以從工程項目投資中撈油水，又能提高GDP、制造政績，甚至“借得越多，提拔得越快”，一些地方領導當然樂此不疲。即便債務越重越還不起，也不需要誰承擔責任，后來者甚至可以“新官不理舊賬”為由一推了之。

問題明擺著，不約束地方官員的“花錢權”，就算給再多的錢，也難以扭轉地方政府大量舉債的被動局面。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統(tǒng)一地方事權與財權，“允許地方政府通過發(fā)債等多種方式拓寬城市建設融資渠道”，同時通過“完善立法”加強對地方政府“花錢”的約束。這里不只是賦予地方政府更大的自主權，還有強化地方政府對“花錢”所要承擔的責任。全面準確地理解中央精神，就不會把財稅改革當成“還債”妙方。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強調(diào)，要糾正單純以經(jīng)濟增長速度評定政績的偏向。從根本上說，完善政績考核體系，加大對“花錢權”的約束，促使各地政府量入為出搞建設，才能徹底遏制借債沖動，實事求是地用好財政資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