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剛剛受到嚴重警告處分的官員再行任命，且從一個部門的“二把手”調任另一部門的“一把手”，其中有無違規(guī)和失當之處，顯然還須進一步責任倒查。

因一頓飯公款消費8840元，鄭州長興路辦事處主任陳增林被處以黨內嚴重警告處分。三個月后，陳增林調任惠濟區(qū)城市執(zhí)法局局長。在媒體監(jiān)督下，受處分的官員目前調離原崗位，并于1月17日被免去了相關職務。

這事若放在以前，可能不會引起輿論如此關注。與那些挑戰(zhàn)公眾神經的“官員復出”相比，頂多只能算是“小巫”。自去年以來，中央就官員管理出臺了一系列“禁令”，從“八項規(guī)定”到反“四風”，措辭之強烈、措施之詳盡、查處之雷厲，為近年來所罕見。一開始，有些官員仍“作壁上觀”，對“嚴禁”“嚴查”不屑一顧。陳增林有今日這樣的結局，只能怨自己低估了中央從嚴治吏的力度和決心。

也要看到，在道道禁令砍向官員的“隱性福利”時，官僚體系內部仍然暗潮涌動，禁令背后的規(guī)避、虛置等“小動作”不斷，“收起尾巴”等待風聲過后的思想依然存在。要想讓官員頭腦中的幻想徹底破滅，將從嚴治吏的行政化措施演變成制度化慣例，就必須從責任倒查著手，用嚴格、具體、明確的責任鏈條，對每一級官員進行責任化管控，最終將公權力限定在責任的規(guī)范之中。

治吏的要義，將權力關在制度的籠子里，關鍵就在于實現行為與責任的必然關聯?，F代官僚系統(tǒng)乃科層制，需要層層負責，這決定了責任鏈條中的每一檔都不能斷裂。就鄭州陳增林事件而言，當初對其加以處分，本是責任實現的必然結果。但隨后的調任，則徹底抵消了這一責任后果。與諸多“官員神奇復出”一樣，官員承擔責任的方式如果不能對其仕途產生任何影響，甚至還能“帶病提拔”，那么再嚴厲的問責也將變得毫無用處。

從責任實現的層面看，當地重新免去陳增林的職務，意味著當初的任命有問題。對于剛剛受到嚴重警告處分的官員再行任命，且從一個部門的“二把手”調任另一部門的“一把手”，其中有無違規(guī)和失當之處，顯然還須進一步責任倒查。不久前，中共中央印發(fā)了《黨政領導干部選拔任用工作條例》，加入了“裸官不得提拔”、“被問責干部兩年內不得升職”等內容。從個案引申開來，無論是條例的良好落實，還是其他各項禁令普遍持久的實施，都必須在每一個問責的環(huán)節(jié)上錙銖必較，不留任何“空子”。只有這樣，才能通過一環(huán)扣一環(huán)的責任鏈條，真正將權力“關”起來。

本報特約評論員 傅達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