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社會資本”，簡單地說，就是一個人與其家庭成員、好朋友、鄰居以及工作伙伴或社區(qū)團體之間發(fā)生的社會交往，而且這種社會交往建立在相互具有較強認同感和信任基礎之上。我們每個人都借助自己的“社會資本”來獲得各種社會資源與信息，滿足生活尤其是情感、尊嚴或信仰等精神與心理方面的需要。

對此問題研究最深的是兩位英國學者，一位是倫敦經濟學院著名經濟史教授理查德·威爾金森，另一位是約克大學著名流行病學教授凱特·皮克特。這兩位學者之所以聯(lián)手，是因為他們關注的問題正好橫跨經濟學和醫(yī)學。從上世紀中葉到21世紀初，美國與英國等發(fā)達國家的富裕程度提高了數(shù)倍多，但精神和心理類疾病發(fā)生率不斷上升。以2005年為例，英國醫(yī)生共開出2900多萬份抗抑郁癥處方，成年人中接近四分之一的人口患有神經衰弱、心理紊亂、精神分裂等疾??；在美國，也有超過四分之一的成年人過去一年間因精神或心理上毛病求助于醫(yī)生，用于治療此類疾病的年總費用超過1000億美元。

按兩位學者的統(tǒng)計分析，發(fā)達國家在人均GDP為25000美元左右，“幸福曲線”達到最高值。此后，收入曲線仍在上升，但“幸福曲線”卻在下降。精神和心理類疾病的增加，就是全社會幸福曲線下降的“附加含義”。

兩位學者接著從醫(yī)學角度提出，個人擁有“社會資本”越多，與家庭及社會關系保持聯(lián)系越多，互動越密切，他會感覺越幸福，患精神和心理類疾病可能性越小。發(fā)達國家精神和心理類疾病之所以增加，其原因是，盡管經濟一直在增長，但人們之間相互信任程度卻越來越下降。信任度的下降造成社會關系質量下降，進而使得“社會資本”流失，導致人們越來越缺乏輕松的社會交往與社會公共生活，因而無法得到精神與心理方面的滿足。

兩位學者把社會信任度的下降，最后歸結為由于日益嚴重的社會不平等問題造成社會破裂。以歐洲為例。平等程度最高的是瑞典，調查表明有66%的人覺得可以信任他人；而平等程度最低的是葡萄牙，覺得可以信任他人的只占10%。兩位英國學者的觀點，后來得到了以斯蒂法塔·巴爾托里尼為首的幾位意大利經濟學家的印證。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fā)前，巴爾托里尼等人試圖解釋美國經濟總量不斷擴張而社會幸福指數(shù)幾乎停滯甚至下降的原因，使用排除法之后，唯一足以解釋的原因就是美國社會資本在持續(xù)下降，使得人們與他人保持聯(lián)系的社會網絡和互動關系惡化。

與兩位英國學者觀點稍有不同，幾位意大利經濟學家認為，使得社會資本持續(xù)下降的主要原因不是貧富分化，而是競爭過度。一方面，對財富、工作崗位及社會地位等稀缺資源的競爭日益激烈，使得每個人都不得不防范他人，都視別人為“對手”。另一方面，競爭還使得所有人都產生一種“社會評價焦慮”：競爭失意者會有一種羞恥感，覺得自己愚蠢、無能，由此逐漸遠離正常人群;而競爭得意者也急于重新尋找自己的社會定位，主動縮小自己的交往圈。兩方面因素疊加，導致社會資本下降，進而造成社會幸福指數(shù)因出現(xiàn)“社會資本赤字”而下降。

去年11月1日英國《衛(wèi)報》發(fā)表長篇通訊《世界最幸福城市的奧秘》，認為最幸福的城市就是擁有最多“社會資本”的城市——街道上應該有一群群玩耍的小孩，有一對對散步的夫妻與情侶，有在街心花園集體跳舞的老人，有相互致意與問候的偶遇者，有更愿意步行或騎著自行車去上班的員工。為此，城市規(guī)劃應該圍繞有利于人們相互交往來進行，而不是圍繞有利于提高私人汽車暢通率來進行；應該預留足夠的公共空間與資源，而不是把本來有的公共空間和資源私有化，或讓不斷擴張的馬路占領。

總結上述觀點，其對策建議大概是：作為個人，為了提高幸福指數(shù)，就不能把自己變成賺錢機器，同時應該多關注家庭、朋友及社會；作為國家，為了提高人民生活幸福程度，不僅僅要發(fā)展經濟，同時還要使各項改革和發(fā)展策略有利于社會和諧。

盧周來（經濟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