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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務院扶貧辦副主任鄭文凱10月14日在國新辦新聞發(fā)布會上介紹，從2014年開始，國家將每年的10月17日設立為“扶貧日”。】

今年10月17日是我國第一個“扶貧日”。設立“扶貧日”的重要意義，想必每個人都能講出很多，而筆者想提醒的問題是，不管是“扶貧日”這一天的官方活動，還是平日里扶貧工作，都應注意“務實”二字，避免“扎堆扶貧”，就比如像剛剛過去的重陽節(jié)之日，敬老院老人被前去慰問的團隊重復洗腳，這種情況與其說是慰問老人，不如說是為了“活動”而應景。

關于扶貧活動，公眾輿論一直有多做“雪中送炭”，少做“錦上添花”的提醒或批評。而現(xiàn)實中，扶貧“錦上添花”的情況確實不少，比如某個村、某戶人家一旦被確立為貧困典型，接下來必然是上級領導和社會各界的紛至沓來，結果是有的人家成了接受扶貧和慰問的“專業(yè)戶”。扶貧“錦上添花”，一是導致貧困地區(qū)和人員之間的苦樂不均，二是“專業(yè)戶”的帽子一旦被戴上，便很難摘掉，扶貧與慰問者走順了腳，到“專業(yè)戶”、“專業(yè)村”去扶貧，就可能會成為一種習慣。

扶貧工作上的“錦上添花”，首先是本位概念的顛倒，以被扶貧者為本，變成了以扶貧者為本。比如，一個扶貧項目、一筆扶貧資金或慰問物資的運作、發(fā)放，扶貧者那邊首要考慮的是突出自己的光鮮，很多時候更要突出領導形象與政績，被扶貧者反倒可能成為“領導扶貧”的陪襯。某政府網(wǎng)站一張政府領導慰問孤寡老人的PS照，最能說明問題：被PS上去的領導，一個不能少，甚至排位順序的由大到小一點都不能含糊，并且領導們要站在“正大”的位置上，而被慰問的老人則“卷縮”在照片的角落……領導必須是“主角”的價值標準，決定了以扶貧者為本，而不是被扶貧者為本的邏輯。

其次，是形式主義作風、慣性思維模式，導致扶貧“錦上添花”。一些地方和領域中的扶貧，主要目的是完成任務，那么，一些扶貧項目和資金只要分配下去，就算完事大吉。而最簡單、最有效、成本最低的辦法，就是把項目和資金交給“成熟”的地方去做。而如果上級考核主要看扶貧項目是否做了起來，扶貧資金是否發(fā)下去，那么基層扶貧工作當然是越簡單、效率越高越好。現(xiàn)實中，很多貧困地區(qū)和單位的“貧困”帽子多年摘不掉，并有終身制的跡象；甚至有的地方都快富得流油了，仍年復一年接受“扶貧”，這些情況都與扶貧形式主義有關。

扶貧工作不愿做“雪中送炭”，有些人熱衷于“錦上添花”，這種現(xiàn)象也常常引發(fā)公眾對的“扶貧腐敗”的質疑。而如果說，“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這一法則在扶貧領域并不會存在例外情況，有些“錦上添花”的“扶貧”有無權力尋租黑幕，便值得懷疑。2013年，內(nèi)蒙古巴彥淖爾市兩級扶貧機構的10名扶貧官員因扶貧腐敗獲刑，扶貧居然“扶倒”了扶貧官員，甚至有“誰都知道扶貧辦是個肥單位，扶貧辦主任是個肥差”之說，以及旗縣、鄉(xiāng)鎮(zhèn)和學校為了得到“扶貧項目資金”，黨委開會、集體研究公然行賄等問題，我們震驚之余，更要反思扶貧權力的監(jiān)督約束問題。

扶貧工作多做“雪中送炭”，少做“錦上添花”，需要各級扶貧機構和社會組織端正扶貧理念；更重要的是，政府扶貧工作和扶貧資源必須接受社會監(jiān)督，應該像監(jiān)督“三公”經(jīng)費那樣監(jiān)督扶貧資金的使用和扶貧項目的運作。首先是包括被扶貧對像在內(nèi)的相關信息向社會公開，特別是貧困地區(qū)、貧困人口的評定情況等相關信息，在公眾信息層面不能是秘密。其次，要保證貧困地區(qū)、貧困居民等被扶貧對象的話語權，暢通舉報投訴渠道，充分保證未受到“雪中送炭”的貧困地區(qū)和居民的投訴以及質疑的權利；而各級政府和扶貧單位必須履行釋疑的義務，比如要向投訴者和公眾解釋，為什么是給此地“送炭”，而不是給彼地“送炭”。

扶貧不公，比貧困問題更可怕。而終結“錦上添花”式扶貧，則需要綜合治理，在扶貧立法、轉變作風、強調被扶貧者權益、為社會監(jiān)督創(chuàng)造條件等多個方向上同時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