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兩則關于官員道德榜樣的消息：一則是曾獲“感動中國”2011年度人物的劉金國新任中紀委副書記，一則是上海一官員為官清廉過勞死。這兩則消息一刊出迅即引起廣泛關注。有人提出，“并非‘對錢沒好感’才是合格的官員”，有人指出，“媒體宣揚領導要經(jīng)得起推敲”，還有人表示，官員稱“對錢沒好感”，沒法成為“貞節(jié)牌坊”與“功德碑”。聯(lián)系當下社會存在和社會意識的復雜性，對這兩則消息擺出一副“我不相信”的架勢，顯然不算一件奇怪的事。

筆者所知有限，對于官員提出的道德要求中，似乎并沒有將對金錢的態(tài)度作為判斷官員是否合格的標準，也不曾聽說執(zhí)政黨考慮將這一條納入官員考核的道德規(guī)范之中，因而所謂“清官”是價值綁架以及道德優(yōu)勢裹挾的擔憂，未免顯得有些許矯情。提出對劉金國愛人臨時工的身份加以考證本無可厚非，但明眼人看得出來，為劉金國愛人請命是假，質(zhì)疑劉金國的道德品質(zhì)是真。不禁想問：既然推敲了劉金國愛人的臨時工身份，何不進一步推敲媒體報道劉金國愛人臨時工的身份究竟在暗諷誰呢？

其實，這些討論只不過是道德評價泛化的又一例證。在道德裁判者那里，作出“領導清正廉潔，并不一定需要老婆窩囊著墊背”和“劉金國做事不地道，是踩著老婆在往上走”的分析，蘊涵一種更愿意看到不道德的社會心態(tài)。質(zhì)疑的言論中還顯露出道德相對主義的蹤影，即所有的道德都是相對的，所有的價值是主觀的，那么價值觀就沒有高下之分。顯然，這種狀況已經(jīng)滲透到社會生活的每一個方面，是當前復雜中國的有機組成和典型寫照。

官員是人，當然食人間煙火。但在中國共產(chǎn)黨黨章中，特別強調(diào)這個黨不能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對于黨員干部的道德要求，當然也必須高于對普通群眾的道德要求，盡管我們不無遺憾目睹了一些官員道德水平下滑的丑聞。

但是，這永遠都不構成崇高道德遭受貶抑和揶揄的理由和借口。關于時代標桿的標準答案，你承認也罷，不承認也罷，它都在那里，并不遙遠。它就在寫出《清貧》的方志敏的肩上，就在《北平無戰(zhàn)事》崔中石的心中。如果還嫌遙遠、還嫌崔叔是虛構的話，筆者就再告訴你身邊的一例。我有一個同學，曾當宣州“知府”數(shù)年。他家中有一個罐子，里面存放著他妻子數(shù)年往返合肥和宣城之間的長途汽車票：他的妻子從未曾因私用過一次同學的工作用車。

這些“另類官員”就是中國的脊梁！他們應當成為政治生活中的常態(tài)。劉金國當選中紀委副書記的消息，或許是一個積極的信號。一些質(zhì)疑的言論既然能夠清晰地明確社會生活不可逾越的道德底線，那么面對現(xiàn)實生活中的道德高地，即使不能灑下熱淚，見賢思齊，那至少應該持有一份起碼的尊重！

▲（作者是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