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國家預防腐敗局原副局長崔海容接受媒體采訪,就行政審批問題談到南方某省會城市土地房產部門的一個打字員受賄400余萬元,原因是需要到她那里打印材料的人太多,打字員就有了誰先誰后打印的選擇權,而“搞房地產的老板不差錢,早一天審批過關,就早一天回收銀子”。他還表示,行政許可審批,前些年確實較煩瑣,比如房地產項目,從征地到房子蓋起來,要蓋近百個章子,每個章子加蓋過程中都可能存尋租的空間。(3月24日《南方都市報》)

小小打字員,竟也能受賄數百萬元。如此荒誕的現實再一次表明,封閉而繁雜的行政審批體系內,任何一點點權力,都有可能衍生出一連串的設租、尋租事件。公職人員伺機兜售“職務之便”,營商者不惜花錢繞開程序,久而久之,紙面規(guī)則幾被架空,種種隱匿的地下勾兌,就逐漸成了大家都有“默契”的“辦事秩序”。

任何形式的權力尋租,其大致邏輯都在于,“人為制造壟斷,然后提供一種稀缺性資源?！币员景笧槔?房管部門指定了專門的“材料打印點”,但現有打字員明顯人手不夠用。在這種供不應求的格局里,本應本著“先到先得”的自然排序原則分配資源,卻因為有人暗地拿錢開路,使得整個過程異變成私相授受的“競價游戲”?？梢韵胂?當剛性的行政審批,因層層加價、環(huán)環(huán)食利而變得彈性十足,其制度正義性勢必遭疑。

如果說繁復的行政審批,本身就是不合理的存在,那么疲軟的公職人員約束框架,無疑會放大這種“不合理”。諸如打字員一類的一線辦事人員可謂數不勝數,若他們無法得到有力監(jiān)督,則意味著一種集體性沉淪的風險。其后,在公共雇員職業(yè)道德有所滑坡的背景下,公共管理的制度成本勢必陡增。營商者不得不支付高額的“買路錢”來打通關節(jié),而這部分“開支”將折算成商品成本,最終由終端消費者買單。

恰是有鑒于此,如今自上而下力推的簡政放權,以及行政審批的取消、下放,自然而然獲得了廣泛支持。比照“小打字員受賄數百萬元”的極端個例,這一類改革的意義似乎更加凸顯。一方面,此類變革旨在降低制度成本,減少市場交易費用,從而釋放更多的市場活力和創(chuàng)富熱情；另一方面,也是為推動營商道德、公職道德的正本清源,以制度的刪繁就簡抵御人性善變之惡。

過往經驗一再證明,行政審批事項的設立,理應回溯到“非必要則不設”的最初標準；行政審批的運作環(huán)節(jié),則應確?！胺盏某浞止币约啊皩?zhí)行者的充分管束”。畢竟,只有精簡、高效和正派的行政許可審批,才能最大程度發(fā)揮其作為市場看守者與篩選者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