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底，小到一個人在公共場合扔不扔垃圾，大到一個國家國民公共意識的養(yǎng)成，都能折射出特定社會的發(fā)展階段、成熟程度、群己關系和社會生態(tài)。

回望剛過去的國慶長假，文明旅游仍是熱門話題。據(jù)新華社報道，國慶節(jié)當天，盡管有7萬多名游客在天安門廣場觀看升國旗，但垃圾量明顯減少，不少游客自備垃圾袋，“人走地凈”。當然，也有“雜音”——藍天白云下的青海湖，遭遇“垃圾之殤”。而在杭州，3名游客居然從雷峰塔遺址偷走了3塊磚頭，聲稱為了挖磚土泡水給老人喝治病。

諸如青海湖的“垃圾之殤”、雷峰塔磚頭遭殃之類的現(xiàn)象，由來已久，并不新鮮。尤其讓人焦慮的是，隨著國人足跡的漸行漸遠，這種不文明現(xiàn)象似有蔓延到國外的跡象。難道中國游客果然是素質(zhì)有問題嗎？

其實，與其說是素質(zhì)，不如說是習慣。這是因為，亂扔垃圾畢竟只是部分游客的有選擇的部分行為，而并非全部，也并非一成不變。從之前游客走后的遍地狼藉，到眼下的也可以做到“人走地凈”，這中間的進步顯而易見。這也表明，很多事情并非想不到、做不到，只是沒有朝著那個方向去努力，或者說，只是缺乏好的習慣。

習慣的改變或者說矯正，可能與外部的規(guī)訓有關，也與自我的修養(yǎng)有關，但歸根結底取決于內(nèi)外的雙向良性互動。實際上，這些年來，我們沒少在倡導“文明旅游”“呵護風景”上下力氣，有關部門也往往會采取一些整治行動，但卻見效甚緩。

何以如此？一方面，一味將文明的養(yǎng)成寄望于單向倡導，甚至局限于高高在上的灌輸和教化，并非真正的公民教育，很難在國民心中留下深深的印痕，更不要說指導其具體環(huán)境下的具體行為了；另一方面，依賴嚴厲的打擊可能會產(chǎn)生一定的威懾力，但鑒于這種打擊的不確定性，乃至操作的難度，往往會淪為空泛的恫嚇。時間久了，就好像田間的稻草人，徒具觀賞價值。

特別是，無論是文明的倡導，還是高壓的整治，均具有強烈的“外部性”，意在剝離景區(qū)與游人之間千絲萬縷的關聯(lián)，情感上的、意識上的契合，文化上的關切等。其所導致的結果必然是，“這是別人的景區(qū)”“這不是我的事”。一旦產(chǎn)生了這樣的治理定勢，除非能始終保持強大而嚴密的監(jiān)控、懲治，否則很難讓人產(chǎn)生心理上的共同認同。

也因此，面對“不文明旅游”的現(xiàn)象，有必要從公眾自身以及社會政策的公眾參與程度兩方面求解。公眾本身并不缺乏文明向善的訴求，問題是如何能夠激發(fā)出這種訴求。而激發(fā)的最好路徑，仍在于引導其積極主動參與景區(qū)建設決策。比如，景區(qū)乃至政府主管部門，能不能將游客當作一個旅游共同體的成員尊重，從而通過擴大參與，而尋求更多認同。又如，可不可以嘗試以喚起民眾恥感的方式，從具體的實踐出發(fā)來倡導文明出游。

說到底，小到一個人在公共場合扔不扔垃圾，大到一個國家國民公共意識的養(yǎng)成，都能折射出特定社會的發(fā)展階段、成熟程度、群己關系和社會生態(tài)。而這只能通過公共事務的參與、制度文化的化育乃至雙向良性的互動，一點點改變、一點點定型，并在不斷取得共識的前提下，形成良好的行為習慣。只有將外部內(nèi)化為“我的”，才能產(chǎn)生個體的責任與義務，權利和擔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