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媒體報道，中國第一代進城務工的農民為了中國的現代化建設走出了農村。他們中的大多數人沒有能力融入所務工的城市，也無法從不斷擴大的社會保障網絡中受益?，F在，他們面臨著在人生暮年仍要繼續(xù)工作的前景。

這個問題早在若干年前就已經暴露，其中建筑業(yè)是這代農民工最主要的職業(yè)，也是最艱苦、最危險、最缺乏保障的職業(yè)。相當一部分農民工在建筑業(yè)結束了他們的“農民工”生涯后，又回去當種地的農民了。盡管從收入來看，當農民工比當農民有所增加，但是，不斷攀升的物價，也讓他們的收入并沒有形成有效的購買力。相反，沒有社會保障留下的“后遺癥”，則是這些收入根本無法彌補的。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只能頂著已經花白的頭發(fā)和已經難以站直的腰板，繼續(xù)依靠種地維持生活。這就是第一代農民工的基本現狀。

在第一代農民工當中，也有一些通過轉型，如從事買賣、經營等留在了城市，甚至有少數人因為當上了包工頭而變得富有，但是，能夠實現這種“轉型”的畢竟是少數，絕大多數農民工在達到一定年齡以后，都回到了原籍去種地。

不知從何時起，出現了民二代、民三代不愿再從事建筑業(yè)等繁重勞動的，且對收入要求明顯高于父輩的現象。這些年輕人在文化、技能、見識等方面不同于他們的父輩，他們已經有能力可以對過于繁重的勞動與不高的收入說“不”。

對勞動條件和收入標準說“不”，不是民二代、民三代沒有他們父輩們的吃苦精神，而是他們更加注重自身權利的維護，更加注重他們也是平等的勞動者。要想讓他們繼續(xù)從事他們父輩曾經從事過的工作，就必須改善勞動條件和提高收入標準。否則，很多工種可能就真的找不到人了。

城市的房價漲了那么多，開發(fā)商等從以建筑業(yè)為基礎的房地產開發(fā)中獲得了那么多的收益，對從事建筑業(yè)等的農民工提高收入標準并改善勞動條件，尤其是為他們建立社會保障制度，應當是政府與企業(yè)的自覺行動。相關法律已經對農村居民和城市居民的“身價”進行了重新界定，“同命同價”等也已經形成共識。

民二代、民三代當然也有權利向他們追求和向往的生活、勞動、收入等轉型，也有權利伸張自己的權利。在這樣的情況下，解決問題的鑰匙也自然而然地應當在政府及其職能部門、企業(yè)手中去找。而第一代農民工回到農村后的生活沒保障、沒著落，也從一個側面加深了民二代、民三代對自身權益維護的理解和選擇。如果不采取積極有效的措施，解決第一代農民工的社會保障問題，不讓民二代、民三代從他們父輩的晚年生活中看到希望，他們的選擇，可能會更加“挑剔”、更加讓城市人難以接受。

挑戰(zhàn)無處不在，民二代、民三代的挑戰(zhàn)，是對執(zhí)政者思維和認識的再考驗。雖然從2009年起，各級政府也推出了一個農村養(yǎng)老金計劃，向60歲以上的老人每個月發(fā)放養(yǎng)老金。同時，還推出了農村醫(yī)療保險辦法。但是，從養(yǎng)老保險和醫(yī)療保險等的水平和標準來看，顯然是無法滿足廣大農民的基本生活和醫(yī)療需要的，更多的只是一種道義和方向。要讓民二代、民三代有足夠的信心，則需要進一步提高廣大農民、尤其是民一代的社會保障水平。

面對第一代農民工遇到的問題，以及民二代、民三代不愿再無私奉獻和無條件接受城市人安排的生活，只有認真地去解決問題，而不是指責。指責，只會讓民二代、民三代提出更高的要求。到時候，勞動力成本會上升更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