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的最新發(fā)展，也為公眾的合理聯(lián)想提供了佐證，這就是當事人范海濤和柳華梅在這樣敏感的時候辭職了。作為宣傳部官員的王厚文，既然對兩人辭職的傳言不予否認，辭職的原因也不知情，那應該可以肯定辭職的事實已經(jīng)發(fā)生，這點沒有疑問了。如果當事人不是理虧和心虛的話，千不該萬不該在這樣的時候辭職，這無疑于給公眾的猜疑提供合適的依據(jù)。因為從常理來分析，范海濤和柳華梅開賓館真要沒有虧心事，這個時候無論如何都要表現(xiàn)出“相信黨組織”的正常心態(tài)，期待組織作出客觀公正的結論。而辭職恰恰說明的是，兩人要么挺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干的不是什么好事情，給自己留點面子，不給組織添麻煩了。如果不是出于這樣的原因，那么辭職也是“此地無銀三百兩”，反正對當事人來說，都是于己不利的證明。

但是，令人不可思議的是，這樣看似簡單的事件，官方卻遲遲拿不出結論，這樣的辦事效率已經(jīng)比事件本身更令人猜疑了。難道是因為當事人辭職了，給調查組的調查帶來了困難，使調查無法深入下去，難煞了區(qū)委？兩人到底是在組織的壓力下辭職的，還是“自告奮勇”地辭職的？不管是什么情況下的原因辭職，事件都應該有個結論，總不能讓其中的秘密，隨著兩人的辭職而被帶走，公眾需要事件真相。王厚文告訴記者，“我會盡快向上級請示，盡量這兩天就給你一個正式的回應?！焙孟袷录呀?jīng)有調查結論，只是故意隱而不發(fā)，記者追得緊就公開，有種”擠牙膏“的感覺。區(qū)委真有難言之隱，還是想忽悠公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