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問題是，大多數(shù)擁有話語權(quán)的“人士們”覺得，只有把她放在“至高無上”的位置，自己才是“正常”的人，是“中間者”；如果把阿婆的行為視為平凡的民間立場，即“中間者”，自己既不好意思作從上而下的“審視者”，更沒有資格做平起平坐的“對話者”，無形中淪落為“中間者”以下的人。這樣，他們不愿意，官員們更不愿意。

于是自古以來，高蹈上水之善、梅竹品格，充滿“道義”的文章比比皆是，而赴湯蹈火、以身作則的實例相比于那些文章，卻少之又少，畢竟寫文章容易，做事情難。

反觀過往，把那些做平凡事情的民間人士宣揚成“無人能及”的典范，本身意味著把成長在民間沃土的道義栽進了博物館的“花盆”，其意義更接近“觀賞與瀏覽”，博得的更多是“佩服” 、“贊嘆” 與“不可及”，也意味著意識形態(tài)中的“道義”與社會存在中“道義”的斷裂。

我們不得不尋找一種途徑，讓“道義”成長在民間永葆生機的同時，挖掘的立場也更接近“民間”，樸實、簡單、真誠，離我們很近。這樣凝聚的力量，既具有民間基礎(chǔ)，也符合社會“共識”，顯得堅不可摧。猶如和個別高喊“救人助人”的慈善機構(gòu)相比，阿婆的行為，則更具有號召力、感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