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多個方面考察“文革”的起因
“文革”起因的探討一直是“文革”史研究的重點、難點。金春明認為“文革”的發(fā)生既有特定時代大氣候的因素，又是國內外、黨內外諸多矛盾的蘊聚和總爆發(fā)，沒有毛澤東的錯誤決策，不可能有“文革”，但只有毛澤東而沒有長期封建主義的濃重遺留和政治體制中的嚴重弊端，“文革”也是有可能避免的。要用辯證的方法和態(tài)度，從多個方面考察“文革”發(fā)生的原因。
如何進一步深化“文革”研究，專家學者們從不同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觀點。張靜如指出，對“文革”要在宏觀上否定，微觀上細致分析。楊鳳城提出從歷史的“長時段”研究“文革”。蔡樂蘇強調要跳出“文革”來研究“文革”。劉國新從方法論的角度指出了“文革”史研究應注意的問題。王宇英強調了口述歷史在“文革”研究中的重要意義。郭若平以福建“文革”期間出現(xiàn)的部分小報為事例，強調“文革小報”在“文革史”研究中的歷史學術價值。
兩年徘徊時期的黨史研究不再被忽略
兩年徘徊時期的黨史研究過去一直比較薄弱，甚至被忽略。近年來，這一時期的黨史研究非?；钴S，漸成熱點，呈現(xiàn)出新的氣象。學者們對兩年徘徊時期的黨史研究重新審視，逐漸作出了較多肯定的評價。張金才認為，這兩年是“前進”的，但“前進”并不順當，有曲折，有斗爭。應理直氣壯地如實肯定這兩年。覃采萍認為，十一屆三中全會之所以能實現(xiàn)偉大轉折，與黨在徘徊中前進時期的理論準備密不可分。這兩年的理論準備主要體現(xiàn)在兩方面：一是從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出發(fā)，對“四人幫”的反動言行進行了駁斥，很大程度上解放了人們的思想；二是結合中國的國情確立了新的歷史任務，探尋了歷史前進新的方向、出發(fā)點和具體道路。程中原認為這兩年處于基礎地位的經(jīng)濟領域，已經(jīng)開始解放思想，撥亂反正，邁開了改革開放的步子，是為三中全會做準備的一個十分重要的領域。學者們充分肯定兩年徘徊時期的對外開放。張旭東認為這兩年中共逐漸恢復了從資本主義國家引進技術和設備的政策，并發(fā)展到利用外資，突破了對外引進的禁區(qū)，實現(xiàn)了對外引進政策的重大轉折。李妍認為，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夕，中國的對外貿易開始啟動，中外貿易團體往來頻繁，進出口貿易發(fā)展迅速，同世界上許多國家簽訂了一系列貿易協(xié)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