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辟海外航線中的推陳出新

記者：閩人在闖蕩世界，開辟海外航線過程中是否對中國農業(yè)文明的生產方式有諸多突破與創(chuàng)造呢？

蘇文菁：由于海外貿易市場的拉動，早在農業(yè)文明時代，福建人就突破的個體、手工的生產，而有了批量化、磨具化的產品。人類的文明發(fā)展史告訴我們：藏入帝王家的珍品并不能代表文明與進步，只有進入千家萬戶的日常消費品才能構成人類正常的文明生活形態(tài)。

我們舉外銷瓷為例：福建有大量的古窯口遺址，以宋元、明清時期為主。與內地各窯口不同的是，福建的各大窯口都發(fā)現了能夠批量制作瓷器的模具。今天，我們從全球各地都可以發(fā)現大量的用模具批量生產出來的福建古代外銷瓷。這足以說明福建的瓷器業(yè)主要是在海外需求的拉動下發(fā)展起來的。珠光青瓷就是這樣的例子，該瓷是南宋福建同安汀溪窯的產品，主要銷往日本?？脊虐l(fā)現在日本鐮倉海岸就發(fā)現了大量同安青瓷碗。同安青瓷傳到日本后，受到日本“茶湯之祖”村田珠光的喜愛，故日本學者把同安青瓷稱為“珠光青瓷”。同安窯系的技術是從浙江龍泉窯學來的，但是同安窯標準化、批量化生產之路，因此在海外具有更大的市場和影響力。福建的陶瓷業(yè)從學習北方窯口開始，發(fā)展出自己的標準化、批量化的工業(yè)化生產，這種生產模式為福建外銷瓷在全球瓷器市場上爭得了主導地位。

歷史上，漳州的“漳絨”和“安達盧西亞布”也都是閩商推陳出新的例子。比如我國在漢代織造工藝復雜的絨圈錦，日本人將絨圈隔開起毛，革新成一種新產品——“倭緞”。 倭緞的技術通過日本和福建間頻繁的商業(yè)活動而傳回福建。漳州人改進了倭緞的公益，成為了盛極一時的“漳絨”。宋應星的《天工開物》中記載：“凡倭緞制起東夷，漳、泉海濱效法為之。絲質來自川蜀，商人萬里販來以易胡椒歸里。其織法亦自夷國傳來，蓋質已先染，而斫線夾藏經面，織過數寸即刮成黑光。北虜互市者見而悅之。”

以拼搏精神突破文化制度上的桎梏

記者：從歷史上看，閩商是如何以拼搏精神突破文化和制度上的桎梏，從而創(chuàng)造出驚人的精神和物質財富？

蘇文菁：在文化方面兩宋時期是我國海事發(fā)展史上的一個小高峰期，福建的海事事業(yè)在這個時期得到快速發(fā)展。伴隨著海事的快速發(fā)展、福建也產生了一系列的“海神”信仰，最重要的神祗就是泉州海神“通遠王”和莆田海神“湄洲神女”。媽祖在宋代被官方正式冊封，在元朝又被鞏固而加強，是對福建乃至全國的特別是沿海居民的信仰的肯定。值得一提的是，這是其他海神所不具備的。

明清兩朝的“海禁”對中國東南的海洋文明是個致命的打擊。宋元時期，福建是中國經濟最繁盛地區(qū)，在世界經濟版圖中赫赫有名。但福建沒有像金礦之類的自然天然資源被“發(fā)現”，也沒有新興產業(yè)的出現，更沒有外來資金、技術的支持，只是調動起閩文化中的積極因素。明清兩朝的“海禁”與閩文化的價值趨向完全悖逆。這種官方意識與民間選擇的沖突造成的結果是福建當地的民生凋敝、了無生機；同時在民間，海洋文明的慣性并以各種扭曲的形式出現。有人利用朝貢貿易，以海外諸國貢使及通事的身份，引領海外諸國入明朝貢，從中獲利。也有官員與官兵“往往私造海船，假朝廷干辦為名，擅自下番”。更多的則是走私、偷渡。

傅元初在《請開海禁疏》中說：“海乃閩人之田，海濱民眾生理無路，加上荒年歉收，饑餒遍地，窮民往往被迫入海從盜，嘯聚亡命。海禁一嚴，無以得食，則轉而劫掠海濱，海濱居民男女老幼束手刃，搶男霸女，金銀寶物盡為其所有，為害尤其酷虐?！奔词故恰叭咄樱嘁暫Ｙ\如衣食父母，視軍門如世代仇家”。由此，我們知道嘉靖年間的“倭患”，完全是由于“閩人濱海而居，非往來海中，則不得食。自通番禁嚴，而附近海洋魚販，一切不通，故民貧而盜愈起”?！百粱肌痹谝欢ǔ潭壬弦丫哂虚}商私人資本武裝反抗封建專制壓迫的性質。如明末清初的鄭氏航海集團，是一個縱橫東亞、東南亞的海上商業(yè)王國。鄭氏父子反清，清代以來史書多稱鄭芝龍為海盜，其實鄭氏集團主要從事大規(guī)模海上貿易，為保護商船并擁有海上武裝力量。一旦明政府松馳海禁，對閩商作出一些讓步，開放月港，“準放東西二洋”，“市通則寇轉為商”。如明朝閩南的走私港——九龍江入海口的月港迅速崛起，成為“福建—菲律賓—美洲”絲綢之路的重要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