幕末明治侵華戰(zhàn)略確立

時至江戶幕府末年，日本面臨西方列強欺凌，陷入半殖民地危境，各類藩士競相提出挽救方略，主流意見為：仿效西方，殖產興業(yè)、富國強兵，對外關系上，順從列強，榨取朝鮮、中國等鄰邦，躋身侵略弱國的列強行列。明治以降日本奉行的國策，基旨頗類19世紀興起于西歐的“社會達爾文主義”（Social Darwinism），這既是固有文化傳統(tǒng)所使然，也是對近代西方殖民主義的直接仿效。這種社會學說在日本的代表性思想家，前有幕末的吉田松陰，后有幕末明治間的福澤諭吉。

吉田松陰（1830—1859）承襲佐藤信淵等人的擴張主義，并有應對時勢的具體謀劃。他提出“失之于歐美，補償于鄰國”的“海外補償論”，認為日本沒有與西方列強對抗的實力，只能通過侵略鄰國補償被列強掠奪的損失。他在《獄是帖》中說：“我與俄、美媾和，既成定局，斷不可由我方決然背約，失信于夷狄。但必須嚴章程，厚信義，在此期間善蓄國力，征服易取之朝鮮、滿洲、中國。在貿易上失之于俄美者，應由朝鮮、滿洲之土地以為償。”吉田松陰的外交謀略由兩方面組成：對西方列強暫為隱忍，順從俄、美、英，對衰弱的鄰邦中國和朝鮮則取侵略攻勢，進而“控制南洋而襲印度”，為將來“并吞五大洲”作準備。此種戰(zhàn)略構想，是近代日本軍國主義“大陸政策”的直接前導。

吉田松陰在其創(chuàng)辦的松下村塾培養(yǎng)了高杉晉作、木戶孝允、伊藤博文、山縣有朋等倒幕維新領導人，高杉于幕末亡故，后三人皆成為明治維新重臣。值得一提的是，1862年（文久二年），幕府派官船“千歲丸”首航上海，高杉晉作等數(shù)十名藩士隨行，他們在上海目睹清朝的衰朽，其“中國觀”發(fā)生重大變更：由先前對“文化母國”的景仰，衍為對一個龐大弱鄰的鄙視，并生出侵凌之念。參加此行的藩士峰潔在《清國上海見聞錄》中寫道：“潔現(xiàn)在上海軍營看到，兵卒敝衣、垢面、徒跣、露頭、無力，皆乞食，沒有一個有英勇氣概可見。像這樣的士兵，我一人可敵五名。若給我一萬騎，率之征戰(zhàn)，可縱橫清國?！保ㄐu晉治監(jiān)修：《幕末明治中國見聞錄集成》第11卷，木摩書房平成九年版，第30頁）在上?？吹角遘姷念j敗之狀，激發(fā)起高杉晉作等藩士的日本武士道精神，高杉在上海撰詩《曉步西門外》云：“自許皇國刀鋒銳，五大洲中可獨行。”

福澤諭吉（1835—1901）是闡發(fā)日本侵華戰(zhàn)略的另一重要思想家。作為啟蒙論者，福澤力倡“文明開化”，引進西方技術和西方制度，而仿效歐美弱肉強食的殖民主義亦為題中之義。他主張學習歐美，同時把中國、朝鮮等亞洲鄰邦視作“野蠻未開”的“惡友”，予以拋棄乃至侵凌，這便是福澤的“脫亞入歐論”。1885年福澤著文曰：“我日本國土雖位居亞細亞的東邊，但其國民的精神已脫去亞細亞的痼陋而移向西洋文明。然而不幸的是近鄰有兩個國家，一個叫支那，一個叫朝鮮?！缃裰浅r對我日本沒有絲毫的助益，……與其坐等鄰國開明而共興亞洲，毋寧不與他們?yōu)槲椋c西洋文明共進退；與支那朝鮮接觸時，也不必因為他們是鄰國就特別客氣，而以西洋人的方式處理即可。與惡人交友就難免惡名，我們要從內心里謝絕亞細亞東方的惡友。”（《脫亞論》，《福澤諭吉全集》第10卷，巖波書店1961年版，第238—240頁）

為實施“脫亞”“侵亞”，福澤諭吉倡導窮兵黷武。他的《通俗國權論》說：“百卷外國公法不敵數(shù)門大炮，幾冊和親條約不如一筐彈藥”，洋溢著武力崇拜。他還一反“兵者兇事”之說，鼓吹戰(zhàn)爭對日本的好處。福澤1887年撰《和外國的戰(zhàn)爭未必是兇事危事》，稱“兵為兇事，戰(zhàn)為不祥，古今皆以為如此。沒有人不希望國家無事太平。然而，在某些時間和某些地點，打仗未必是兇事，打仗未必是不祥之事。”按福澤的邏輯，打仗成為好事，其時間地點就是腐朽衰弱之際的清國?？梢哉f，福澤此議是為7年后挑起的甲午戰(zhàn)爭預為倡言。同在1887年，日本參謀本部制定“清國征討策略”，此為日本侵華的“大陸政策”之端緒，其第一步是攻占臺灣，第二步是吞并朝鮮，第三步是進軍滿蒙，第四步是滅亡中國，第五步是征服亞洲，稱霸世界，實現(xiàn)“八纮一宇”。

如果說，佐藤信淵和吉田松陰的擴張謀劃，雖影響廣遠，但畢竟屬于學者的個人意見，為內憂外患所困的江戶幕府尚無力實行，而福澤諭吉的理論則直接成為明治政府及后繼之大正政府、昭和政府的國家戰(zhàn)略。日本一直把福澤諭吉視作“近代文明導師”，而很少對其侵略中國朝鮮的軍國主義思想作批判性反思，這正與日本右翼統(tǒng)治階層至今未能反省侵略歷史的行徑互為因果。（作者單位：武漢大學歷史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