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經(jīng)副本，字跡鮮紅

　　胡善美向記者講述血經(jīng)轉運一事

（記者 吳劍杰 見習記者 吳建萍 林良劃 文/圖）

2015年5月中旬的一天，福州鼓山涌泉寺81歲的正茂法師向東南快報記者回憶起最后一次見到“鐵箱子”的日子，顯得十分吃力，他是涌泉寺年紀最大的法師，也是寺內跟那段兵荒馬亂的歲月最接近的人。

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后，國民政府當局讓沿海各地重要文物，向內地山區(qū)遷移保藏。1939年，涌泉寺當時的住持圓瑛法師立即組織力量將寺內最珍貴的20箱經(jīng)文轉運到尤溪縣。福州淪陷后，日寇果真到了寺內，但終究撲了空，那時的正茂法師還沒入寺，日后看到裝經(jīng)書的鐵箱子，已是六十年代了。

事實上，早在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之前，日本民間與涌泉寺在佛教文化上便有過交集，涌泉寺部分經(jīng)書經(jīng)日本學者調查研究后，拍照帶回日本，并影印流傳開來。日后，涌泉寺還是遭到日本侵略者覬覦，但對于轉運的經(jīng)文，僧侶們始終緘口不言。

而抗戰(zhàn)之時，圓瑛法師組織僧侶救護隊，甚至帶徒弟下南洋籌募善款，支援前線。寺內的僧侶也積極參與省會青年組織抗戰(zhàn)。半個多世紀后，我們從知情人的零星記憶里，梳理出部分文獻資料，試圖揭開那段轉移經(jīng)文的歷史，以及屬于這座古老寺廟的抗戰(zhàn)史。

運送經(jīng)書的鐵箱焊接密封而成，六十年代還曾存在

談到五十多年前的那段歷史，正茂法師興致頗高?！皼]有人比他知道得更多”，寺內的僧人告訴東南快報記者。

見到廢舊的鐵皮箱子時，具體年份應該在1963-1964年，“箱子是用鐵皮焊接上的，純黑色”，正茂法師說，“鐵箱子大概有半米多高”，呈長方體結構，正茂法師向記者比劃著，不過看到它時，鐵皮箱子已經(jīng)破舊不堪，如果不是老師傅提及，當時才二十多歲的他也不會注意到這些“廢物”。

“那就是當年運到尤溪用來裝經(jīng)書的箱子”，老師傅告訴他，數(shù)量大概有十幾個，經(jīng)書早已上架，但隨著時間的推移，正茂法師連鐵皮箱子也見不到了，“估計被人當廢鐵拿去賣了”。

正茂法師1963年進涌泉寺，時常從老師傅的閑談中得知當時經(jīng)書轉移的事情，但零零散散，支離破碎，他只記得，老師傅們簡單地談到當時如何將經(jīng)書包裝入內，然后讓和尚將經(jīng)書挑到船上，最后再溯江而上，深入尤溪內地，進行保藏。

寺內和尚建議運往尤溪寺廟保藏，對于所運經(jīng)書和尚緘口不言

1955年，福建師范大學地理系的大一學生胡善美，因為幫當時的部隊測繪鼓山地圖，全班三十多人有幸在涌泉寺住了二十多天。

胡善美從當時寺內一位四五十歲的和尚口中了解到關于經(jīng)書轉運的部分細節(jié)，“當時寺內忌憚日本人的三光政策，和尚可能被殺，廟可能被燒，但經(jīng)書要是被毀或是被搶走，那麻煩就大了”，胡善美的老師告訴學生，一個寺廟是否聞名，最終要看的是寺廟所藏佛經(jīng)的數(shù)量和質量。

因為與老和尚熟識，胡善美有幸進入當時儲藏經(jīng)書的房間內看過，“滿滿當當?shù)?，幾大壁櫥，上面寫有康熙乾隆字樣，這里面的經(jīng)書不讓看”，他說，老和尚回憶，當時寺內打算把經(jīng)書轉移出去，但對于轉移的地點有過爭論。

南洋？也被日軍占領；英法？路途遙遠，終歸不安全?！跋雭硐肴ィ罱K還得靠自己轉到閩北地區(qū)”。但具體藏在閩北的哪個地方，也尚未有定論，胡善美說，那時寺內剛好有一個尤溪的和尚，出面建議可以往尤溪內陸移藏，他對尤溪的寺廟比較了解，知道哪個寺廟藏佛經(jīng)比較安全，為此，該和尚還多次回尤溪踩點，并安排相關事宜。

涌泉寺有近萬冊經(jīng)書，不可能全部轉運，一個是目標過大，另外一個時間緊迫。胡善美說，寺內重點挑選了部分經(jīng)書。老和尚回憶，挑選的經(jīng)書被僧侶們從山上挑到閩江口?！拜d經(jīng)書的船是那種小漁舟，頂上弓著一張帳篷”，寺內的和尚都被教誨，切不可將經(jīng)書轉移一事泄露出去，對于鐵箱子內所裝的經(jīng)書，正茂法師并不是非常了解，只記得有“血經(jīng)”及其他珍貴經(jīng)文在內。胡善美也感到好奇，但當時老和尚對此事緘口不言，學生們也不敢繼續(xù)追問。

　　圓瑛法師（資料圖）

　　涌泉寺珍貴經(jīng)文清代龍藏

　　儲藏皇帝欽頒的經(jīng)文的櫥柜

鐵箱內藏有血經(jīng)，系高僧用鮮血配金粉寫就

福州開元寺方丈、圓瑛法師的徒孫本性法師告訴東南快報記者，當時由圓瑛法師親自護送的20箱經(jīng)文，其中就包括元代的《延祐藏》。據(jù)了解，至民國期間，《延祐藏》全國只有鼓山涌泉寺和山西太原崇善寺有保存。

除此之外，還有明代的《南藏》、《北藏》、明清兩代刺血寫的佛經(jīng)以及國內罕見的珍貴版本。涌泉寺始建于783年，1407年改稱涌泉寺。其中不乏康熙和乾隆皇帝欽賜入寺供奉的經(jīng)書，甚至還有來自印度和緬甸的貝葉經(jīng)，以及9部657冊刺血寫的經(jīng)書。

在涌泉寺藏經(jīng)殿的大廳內，玻璃櫥窗里擺著上述部分珍貴經(jīng)文的副本，也有清代高僧的血經(jīng)，文字清晰可見，顏色鮮紅。

在涌泉寺藏經(jīng)閣內看殿的智和法師告訴記者，用血寫成的經(jīng)書，需要花費很長時間及大量的鮮血，“供血的高僧，要長期不吃鹽，血液就不會凝固”，胡善美說，“鮮血配以金粉，色澤金紅，為防止蟲蛀，還得加以適量的明礬”。

經(jīng)書走水路到尤溪再轉運，雇百名挑夫秘藏三峰寺

這些珍貴經(jīng)書如何走水路順利運抵尤溪的三峰寺，這些經(jīng)歷，涌泉寺幾乎沒有多少相關記載。

三明尤溪縣政協(xié)文史學習和民族宗教委員會的張玉紅主任也有此類困惑，而據(jù)張玉紅查找尤溪文史資料得知，在一篇由時任尤溪縣長的童慶鳴口述、縣政協(xié)文史資料委員會整理的《鼓山涌泉寺<大乘經(jīng)>版運抵尤溪三峰寺的經(jīng)過》的文章中，部分疑問似乎得到了解答。

童慶鳴回憶，日寇進逼東南各省，“為保護鼓山涌泉寺儲藏的國內外稀世之寶《大乘經(jīng)》版，防止落入日軍之手”，省府密電尤溪縣政府，要將其運抵尤溪保藏，他立即委托熱衷于教育事業(yè)的詹宣猷辦理此事，由詹宣猷準備秘藏地點和搬運事宜。

1939年7月，圓瑛法師親自護送的二十箱經(jīng)書用輪船秘密運到尤溪口，然后再由木船運載到尤溪縣城，之后又動用了百來人秘密挑往位于紀洪鄉(xiāng)的三峰寺（現(xiàn)在位于管前鄉(xiāng)，“文革”中被毀）。

對于為何選擇在這座寺廟，張玉紅說，文中只有寥寥數(shù)語帶過，“該寺建于元泰定二年（公元1325年），清康熙22年重修，乾隆八年僧端本增茸，高筑在群山之巔，風景幽美，氣候涼爽，有眾僧住寺”，而這些經(jīng)書直到抗日戰(zhàn)爭勝利后才重新運回涌泉寺，“但據(jù)1957年清點，原有762卷的《延祐藏》僅存600多卷，損失的大多是補抄的50卷”，本性法師說。

福州淪陷時，日本軍官曾到涌泉寺詢問佛經(jīng)去向

這提前的轉移，事后被證明完全正確。胡善美告訴東南快報記者，福州淪陷期間，曾有日本軍官帶著兩個衛(wèi)兵闖入涌泉寺，自稱是研究佛經(jīng)的“學者”，談吐謙謙有禮，并要求參觀寺藏佛經(jīng)，守寺和尚無奈之下打開藏經(jīng)殿，這名日本軍官翻了兩個多小時后并不滿意，又追問寺僧，是否有其他佛經(jīng)藏在別的地方，寺僧并未透露出轉移經(jīng)文的去向，只是答，“沒有了，都在這里”。

事實上，日本人與涌泉寺佛經(jīng)的淵源遠不止于此，日后是福建科學技術出版社副社長的胡善美曾對與涌泉寺相關的書籍資料有過收集，并經(jīng)過一番考究，1929年(日本昭和四年)春，日本常盤大定博士攜人到中國進行“南中國佛教史跡調查”，至鼓山涌泉寺查看后，“至少有四五十部佛教經(jīng)典著作他們沒有”，后稱涌泉寺為“中國的第一法窟”。

胡善美曾在文章里提到，在時任福建省政府主席的楊樹莊的幫助下，常盤大定全面核對了涌泉寺和長慶寺藏經(jīng)的目錄，還把日本所沒有的有關佛典，逐冊逐頁拍照帶回日本，影印流通。并且寫了《支那佛教史跡紀念集評解》一書，在東京印行。

而與弘一法師私交甚好的日本人內山完造，也曾在回憶文章里寫道，被弘一法師認為藏在涌泉寺“或為吾國現(xiàn)存之最古之經(jīng)版”的康熙時版的《華嚴經(jīng)疏論纂要》，由蘇慧純居士印了二十五部，想把十二部送給日本方面，“將來出書以后，也送到尊處（內山完造）?！睋?jù)文獻顯示，《華嚴經(jīng)疏論纂要》，就是清初鼓山涌泉寺住持道霈(1614-1702年)禪師所著的《大方廣佛華嚴經(jīng)疏論纂要》。這是其耗費十年光陰在唐朝佛教名著《華嚴疏鈔》、《華嚴經(jīng)論》的基礎上，重新刪節(jié)訂正而成的中國佛學經(jīng)典代表性著作之一，共120卷，分裝48冊，是仍未收入藏經(jīng)的巨著。

以上可見當時日本民間與涌泉寺早已有所往來，并對佛教文化的傳播交流起到了重要作用。

圓瑛法師曾組織僧侶救護隊支援抗戰(zhàn)，并下南洋籌募善款

日后，日本侵略中國，期間的中日佛教文化交流幾近中斷，涌泉寺住持圓瑛法師在蘇滬積極組織僧侶救護隊支援抗戰(zhàn)。

本性法師告訴記者，早在民國廿六年（1937年），圓瑛法師就組織召集蘇滬佛教界青年，組織僧侶救護隊，等待戰(zhàn)時之用，經(jīng)訓練月余，“八·一三淞滬會戰(zhàn)”發(fā)生。

僧侶救護隊就用卡車，運載災區(qū)難民和傷兵，送至上海各收容所，及佛教醫(yī)院，一時間得到各界人士的贊賞，直到上海淪陷之后，僧侶救護隊隨軍由滬沿途至南京，達漢口，繼續(xù)從事救護，但當時戰(zhàn)時紛亂，各處收容所經(jīng)費甚緊，十月間，圓瑛法師親自前往南洋馬來亞半島，募集醫(yī)藥費，以資接濟。隨后圓瑛法師與徒弟明旸法師一起前往新加坡等地籌募善款，組織第二第三僧侶救護隊，皆得償所愿。

但在1939年秋，圓瑛法師正在圓明講堂主持法事活動，日本憲兵以抗日分子罪名逮捕了圓瑛法師和明旸法師，但他們始終毫無畏懼，經(jīng)多方營救，才最終脫險。因為忙于抗戰(zhàn)，圓瑛法師甚至無暇打理涌泉寺。東南快報記者在福建省檔案館內，查詢到一份于1946年5月份呈交，名為《鼓山涌泉寺寺產被敵搶掠請求救濟》的資料檔案，當時的鼓山涌泉寺住持虛云法師向國民政府申請救濟，內文寫道，涌泉寺因日寇兩度入侵福州而鼓山首當其沖，“僧等本國民之責即前住持圓瑛和尚奔走南洋群島募集巨款，創(chuàng)辦僧侶救護團并設難民收容所于戰(zhàn)地之后方收容戰(zhàn)區(qū)難胞，故對本山僧眾生活以及物資生產不能兼顧”。

虛云法師述及，青年僧侶只得以勞力開墾耕作，來維持生活，淪陷期間也參加省會有志青年支持抗戰(zhàn)，但因敵人劫掠生產物資及財物，致使眾僧處于極其困難的境地，即便到上世紀五十年代，胡善美回憶當初在寺廟內與眾僧一同生活時的情景，也覺得寺內艱苦，僧侶很清貧，自己飯也不敢多吃。

如今半個多世紀過去，涌泉寺時常有一些日本游客前來參觀，照看藏經(jīng)殿的智和法師對此仍然小有警惕，通往鼓山的道路也比以前更為通達。這個掩映在青山綠水之中的古廟，在民族危難之時，不惜介入到戰(zhàn)火紛飛的年代里，即便寺廟曾被敵兩次劫掠，“更以威脅行動之自由”，但僧侶們依然堅持民族大義，正如虛云法師對威脅所做出的回應，“僧本佛陀無畏之精神終不屈服，艱苦響義以期國家與宗教共存亡，矢志不敢稍逾移”。

圓瑛法師年譜

圓瑛（1878－1953年）法號宏悟，別號韜光，又號一吼堂主人。是福建古田縣人。18歲在福州涌泉寺禮增西上人出家。先后師從各禪宗名師，廣獵大小乘諸經(jīng)論，對《楞嚴經(jīng)》造詣尤深。1934年，在上海創(chuàng)辦圓明講堂后，就常住講堂講經(jīng)說法，著書立說。1942年在圓明講堂舉辦了圓明楞嚴專宗學院等，刊印圓瑛法師所著《楞嚴經(jīng)講義》等20余種經(jīng)書，并設蓮池念佛會，培植僧才。

圓瑛法師也是位愛國的高僧。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他寫下了“出世猶垂憂國淚，居山恒作感時詩”，通告全國佛教徒，啟建護國道場。同時致書日本佛教界，譴責日本軍國主義的罪行。

1937年盧溝橋事變后，他召開中國佛教會理監(jiān)事緊急會議，號召全國佛教徒參加抗日救國工作，并擔任中國佛教會災區(qū)救護團團長，召集蘇、滬佛教界青年，組織僧侶救護隊，積極進行救護抗日傷員工作?！鞍恕ひ蝗变翜麜?zhàn)開始后，這支僧侶救護隊，出入戰(zhàn)場，救護傷員。還把圓明講堂開辟為難民收容所，又成立了佛教醫(yī)院、掩埋隊，從事救護收容工作。

1937年10月和1938年9月，圓瑛法師兩次攜徒明旸法師到新加坡等地，組織華僑募捐委員會，借講經(jīng)說法機會宣傳救國道理，提倡“一元錢救國運動”，廣大僑胞踴躍捐款，他募得巨款，支援抗日救亡運動。

1939年秋，圓瑛法師正在圓明講堂主持法事活動，日本憲兵以抗日分子罪名逮捕了圓瑛法師和明旸法師，經(jīng)20多次審訊和恫嚇，法師都鎮(zhèn)靜自若，閉目打坐，表現(xiàn)出中國佛教徒的民族氣節(jié)。1949年，圓瑛法師在香港、新加坡等地的弟子都勸他飛往南洋，在那里為他重建比上海圓明講堂大十倍的講堂，圓瑛法師回答說：“我是中國人，生在中國，死在中國，決不他往!” 根據(jù)明旸法師主編的《圓瑛法師年譜》等相關著作綜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