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軍制造研究社是中國最早的全國性學術(shù)研究團體之一。其社員是一些船廠、工廠和海軍機構(gòu)的工程技術(shù)人員以及科技界的專家、學者。該社還公開出版和發(fā)行《制造》（季刊）。研究社和《制造》（季刊）對于中國早期的艦艇、飛機制造及其他工業(yè)和科技的研究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在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影響極大。研究社關(guān)于科技對國家強盛的重要性的認識及其提倡的科研的指導思想和方法至今仍有現(xiàn)實的意義。

一、海軍制造研究社的主要發(fā)起者

海軍制造研究社的成立是經(jīng)過很長時間醞釀的。其主要發(fā)起者是陳兆鏘、巴玉藻和沈來秋（即沈覲宜）等人。陳兆鏘（1862~1953）是著名的愛國海軍耆宿，福建福州螺洲人，馬尾船政后學堂第二屆管輪班畢業(yè)，留學英國。在清朝歷任北洋海軍機管、管輪、總管輪、海軍艦政局局長。1894年中日甲午戰(zhàn)爭時，他任旗艦“定遠”號總管輪，隨艦英勇參戰(zhàn)，戰(zhàn)功卓著。陳兆鏘在辛亥革命后，以輪機少將軍銜任江南造船所所長。由于他領導有方，江南造船所在短短的四、五年中就造艦船89艘，成績非常突出，位居全國各廠之冠。故陳兆鏘升為輪機中將并于1915年調(diào)任福州船政局局長，他任局長11年之久。盡管當時北洋政府腐敗、政治黑暗，社會動蕩，經(jīng)費奇缺，他上任后，艱苦奮斗，為船政局走出困境和開創(chuàng)新局面而努力奮斗。在他領導下，重整船政局，恢復造船業(yè)務并整頓了海軍、制造兩校。1918年在他領導下，創(chuàng)辦了中國第一家飛機制造廠—福州船政局飛機工程處和中國第一所飛機潛艇學?！＼婏w潛學校。福州船政局在經(jīng)費奇缺的條件下，還于1917年和1918年建造了“海鴻”、“海鵠”兩艘炮艇和其他船只。

陳兆鏘極其重視新科技的研究與開發(fā)，他很早就想學外國的經(jīng)驗成立研究機構(gòu)或團體。1918年，海軍部學司長李毓臣到福州船政局視察工作時，陳兆鏘就與其“曾商同摘取英美之成規(guī)，提議建設斯社，以求深造”。（1）但是，當時船政局的高級技術(shù)人才太少未能成為事實。1923年，海軍制造、飛潛兩校學生畢業(yè)，派在各廠實習。他們在次年9月間自行組織“馬江海軍制飛兩校畢業(yè)生同學會”。他們的宗旨是“一面聯(lián)絡感情，一面試用團體工作的方法研究制造學術(shù)”。卻因為海軍經(jīng)費困難，而且對制造事業(yè)的發(fā)展沒有計劃，這個同學會要想從事研究也就不可能實現(xiàn)了。1926年3月，這批畢業(yè)生把同學會改為“馬江海軍制飛兩校畢業(yè)生研究社”。名字雖然改了，但范圍太小，沒有什么作為，也就停頓了。（2）

1918年前后，沈來秋、巴玉藻、王助、曾貽經(jīng)先后應聘或派到福州船政局工作。陳兆鏘在他們到來后，就和他們商量成立研究社的問題并取得了共識。后來，巴玉藻和沈來秋兩人就成為發(fā)起和具體籌組制造研究社的核心人物了。

巴玉藻（1892—1929）字蘊華、問華，是中國飛機制造的先驅(qū)者，蒙古族，江蘇鎮(zhèn)江人。他的先世在元世祖忽必烈時封于熱河之克什克騰旗，當時裂土為疆，即以為氏。滿人入關(guān)，其祖上隨軍駐防鎮(zhèn)江，后改漢姓，擇族中聞人名字有與百家姓相符者，遂以巴為姓。（3） 1905年，13歲的巴玉藻考入江南水師學堂輪機班，1909年又因品學兼優(yōu)派往英國留學。1915年轉(zhuǎn)赴美國，考入麻省理工學院航空系并于1916年取得航空工程碩士學位。他畢業(yè)后擔任美國寇提斯飛機公司設計工程師，繼而又任通用飛機公司總工程師。（4） 1918年，巴玉藻回國后，任船政局飛機工程處主任。在陳兆鏘的領導和支持下，巴玉藻和副主任王助、曾貽經(jīng)等籌建了飛機工程處并設計、制造了中國第一批水上飛機。當?shù)谝患茱w機制造成功后，他們得到了很高的獎賞，“民國十年一月，大總統(tǒng)（徐世昌）以福州船政局試制水上飛機告成，局長陳兆鏘督率有方，特授勛五位，其制造出力之主任巴玉藻等分別晉授官資”。（5）

沈來秋（1895—1969）名覲宜，來秋是他的字，是有名的機械制造和經(jīng)濟學專家。他于1916年在上海同濟大學機械電工專業(yè)畢業(yè)后不久，即到福州船政局任造船少監(jiān)、工程師、海軍制造學校教員等職并參加了“海鴻”、“海鵠”號炮艦的制造。1920年，沈來秋考取公費留學德國。他就讀于德累斯頓大學機械工程系，在一年半后取得了攻讀博士學位的資格。為了探索中國工業(yè)化的道路，他轉(zhuǎn)學到西方研究經(jīng)濟的中心、聞名于世界的法蘭克福大學經(jīng)濟系學習并兼攻機械制造專業(yè)。他于1924年獲經(jīng)濟學博士學位。他在德國刻苦學習造就了他既是機械制造專家又是經(jīng)濟學專家的雙料人才。1924年回國后他任福州船政局制機主任。

二、海軍制造研究社成立的主客觀條件

海軍制造研究社在1927年5月1日成立不是偶然的，是有其主客觀的條件的。在1927年以前，船政局的大多數(shù)科技人員并無建立研究社的要求，而且少數(shù)主張成立研究社的人還沒有形成核心力量。例如：沈來秋與巴玉藻雖然在1918年成為同事，但接觸與了解并不多，沈來秋僅僅知道巴玉藻是制造飛機的工程師，而巴玉藻對沈來秋大約只知道他是局長陳兆鏘的女婿和福建船政創(chuàng)辦人沈葆楨的曾孫。1924年，沈來秋留學歸國后，他們的交情才有了進一步的發(fā)展。這是因為兩人都有留學生的經(jīng)歷，而且有共同的話題，他們常在往返市區(qū)和馬尾的船上,促膝談心。談話涉及舊文學、新文學、白話文以及胡適、陳西瑩、魯迅等人及其作品。沈來秋在后來寫的《追懷亡友巴問華》一文中，提到促使他們兩人在思想上深入溝通與了解的則是“一位朋友謝君”。他說：這位謝君“作為我們的媒介，于是我們方成為無話不談，漸漸成為極親密的朋友了”。（6）關(guān)于這位謝君的情況，筆者曾查閱了沈來秋的筆記，筆記是這樣記錄的：“1924年國民黨宣布聯(lián)俄、聯(lián)共、扶助農(nóng)工的三大政策與共產(chǎn)黨合作。接著1926年北伐軍從廣東出發(fā)打倒吳佩孚。在福建方面，北伐軍的東路軍趕走了殘余軍閥，在福州成立了革命新政權(quán)，凡此一切新事物都使我感到振奮，寄予莫大的希望。就在此時，在福州遇到了留德的同學謝樹英（謝濟生，陜西人），他是鄧演達的戰(zhàn)友，（7）在新成立的福建省黨部附屬的黨校工作。通過他的口述，我初步才了解到共產(chǎn)黨與國民黨之間的既聯(lián)合又斗爭和矛盾尖銳的大略情況。果然不久，有一天清早，謝濟生衣服不整，神色倉皇只身來到馬尾，說明他昨夜在黨校里突然遇到襲擊，幸而跳窗逃出來的情況……。他躲避在馬尾，由春到秋大約三個月期間，我和幾位朋友，深得到他的啟發(fā)覺得長久呆在海軍所屬的工程機構(gòu)將成為政治文盲，實在太無意義了。我的思想開始有了轉(zhuǎn)變，于是我和當時在馬尾飛機工程處巴玉藻、王助兩位工程師和其他幾位青年同志發(fā)起組織制造研究社，發(fā)行《制造》季刊，對于當時舊海軍一貫的保守的思想，表示反抗”。另外筆者還保存有謝濟生、陳天予（女）與沈來秋、巴玉藻、王助、曾貽經(jīng)、何君超、陳秀湄（陳兆鏘將軍次女）、陳淑婉（曾貽經(jīng)夫人）、薩春花（據(jù)說又名薩閨琛，王助夫人）等人在馬尾合影的照片兩張，沈來秋用毛筆在一張照片的背面寫：“歡迎陳天予、謝濟生于馬尾聯(lián)歡社”，在另一張照片背面寫：“民十六，謝濟生在馬尾儲材館，中坐者陳天予女士”。以后又用鋼筆寫：“秀湄、玉藻已成古人。一九五0年四月志”。（筆者曾將其中一張翻拍后贈送給馬尾造船廠宣傳科），這兩張照片也可以說明謝濟生和沈、巴、王等人的關(guān)系。由此可見，沈來秋與巴玉藻兩人都具有進步思想而且都擁護當時正在進行的轟轟烈烈的大革命。通過謝濟生的促進他們的思想與行動更為一致，使他們攜起手來發(fā)起組織研究社。這就是成立研究社的主觀條件。

轟轟烈烈的大革命則是海軍制造研究社在1927年成立的客觀條件。在《本社成立略史》中明確指出：“這次所以成功的緣故，雖不止一端，但最大的總因，卻是時局的影響”?！把芯恐圃鞂W術(shù)的團體，是個工作的團體，是個希望的寄托的集合，在一般人覺得沒有希望的時候，是不能勉強存在的，所以它的成功直等到今年國民革命的潮流引起了大家的希望的時候，才能實現(xiàn)起來。革命的風云同時給了海軍一帖興奮的良劑，把那沒有目的的、飄搖的、沉悶的海軍變成革命的海軍，變成民眾的武力。民眾的武力是個極有意義的力量，是有血性的國民都愿意在它里面工作的。一般制造的人，因為要在這個力量里面，盡他一部分的民眾工作，感覺到有組織這個制造研究社的必要。所以本社就在大家這熱血沸騰、革命呼聲高唱入云的里面，得了實現(xiàn)的機會，而有今日的成立”。（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