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要劃清通俗化與庸俗化的界限。通俗化（popularize）與庸俗化（vulgarize）是根本不同的概念。通俗化的要求是使理論的表述顯豁易懂而又不損原意。而庸俗化則只能使理論變成粗鄙低劣的東西，變成馬克思主義的贗品。庸俗化的東西盡管也可能“易懂”，甚至“有趣”，但它歪曲了馬克思主義，根本不能算是馬克思主義的作品。當(dāng)然，為了通俗化，往往需要借助一些形象、比喻，成語、故事甚至俚語等等作為輔助，也難免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論證的嚴密性，但“底線”是決不能犧牲理論的準確性，不能因為追求易懂而造成“失真”，尤其不能陷入庸俗化。
第五，通俗化也有不同的層次，不同的形式。要根據(jù)不同對象的特點有所區(qū)別。而且，提高和普及的界限也不是固定不變的，隨著大眾水平的提高和需要的變化，普及的對象、范圍和內(nèi)容也要與時俱進。艾思奇同志的《大眾哲學(xué)》當(dāng)年發(fā)揮了巨大作用，今天我們還要學(xué)習(xí)這本書的優(yōu)點和精神，但也不能照搬它的一切，因為時代變化了，大眾的構(gòu)成和需要也變化了。需要我們精心編著一些不同形式、不同風(fēng)格的通俗讀物，以滿足不同時期、不同對象的要求。
（四）大眾化與語言文字問題
語言文字是理論的載體，理論只有通過語言文字才能表達和傳播。在中國要實現(xiàn)馬克思主義的大眾化，就得下功夫用中國人喜聞樂見的語言文字說話，說中國話。有的同志認為馬克思主義是西方文化的產(chǎn)物，而西方的思維方式和語言習(xí)慣與中國的根本不同，用中國語言表述馬克思主義必定變形走樣。這種說法是似是而非的。西方的歷史背景和文化傳統(tǒng)與中國的不同，思維方式和語言習(xí)慣也確有差別，這是事實。但由此推出不可能用中國語言講馬克思主義，那就遠離事實了。如果一種理論只能用一種語言表達，那么不同民族之間的文化交流和對話就根本不可能了。用中國語言講馬克思主義不僅可能，而且必要，非如此不能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生根。我在這里要借重一位外國人的言論，這個人就是黑格爾。黑格爾在給J·H·沃斯的一封信里說得非常精彩：“路德讓圣經(jīng)說德語，您讓荷馬說德語，這是對一個民族所作的最大貢獻，因為，一個民族除非用自己的語言來習(xí)知那最優(yōu)秀的東西，那么這東西就不會真正成為它的財富，它還將是野蠻的?！薄艾F(xiàn)在我想說，我也在力求教給哲學(xué)說德語。如果哲學(xué)一旦學(xué)會了說德語，那么那些平庸的思想就永遠也難于在語言上貌似深奧了。”（苗力田譯編：《黑格爾通信百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202頁）黑格爾說得多么深刻，多么尖銳！他毫不含糊地宣布他要“教給哲學(xué)說德語”，正是為了使那些并非產(chǎn)生于德國的哲學(xué)德國化，在德國大眾化。他認為只有這樣才可能使那些“最優(yōu)秀的東西”成為德國的財富；否則不僅不能成為德國的財富，還會是“野蠻”的東西。我想，黑格爾的這段話不僅適用于哲學(xué)，也適用于一切社會歷史理論，包括馬克思主義理論。黑格爾可以“教哲學(xué)說德語”，為什么我們就不可以教馬克思主義說中國話呢？佛教從東漢傳入中國以后形成了那么多流派，不都是說的中國話嗎？難道因為它們說中國話就不是佛教了嗎？佛教可以說中國話，為什么馬克思主義就不可以說中國話呢？事實上，馬克思主義所以能成為中華民族的寶貴財富，正因為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一直在“讓馬克思主義說中國話”，也就是做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工作，同時也就是做了馬克思主義大眾化和現(xiàn)代化的工作。這正是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的責(zé)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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