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社會結構與社會分層研究：問題更加深入，方法更加精細

借助于總結中國改革開放30周年的經驗，社會分層結構變遷特別是社會分層機制變遷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擺脫了20世紀90年代圍繞“市場轉型”產生的爭論影響，制度因素、政府政策、利益博弈等因素都開始被用來分析中國社會分層結構的形成過程。

社會結構、社會分層與社會流動研究更加多樣化，研究領域更加豐富，研究方法更加精細。一些傳統(tǒng)重點研究議題（如城市化、社會中間階層研究、農民工研究、教育與社會分層、收入不平等與勞動力市場、代際流動等）進一步深化，一些新興研究熱點（如不平等的主觀感知、住房與社會分層、醫(yī)療健康與社會分層等）受到學界關注。

中國社會分層結構的變遷，一直是分層研究領域的主要議題。借助于總結中國改革開放30周年的經驗，社會分層結構變遷特別是社會分層機制變遷的研究有了新的進展，并在一定程度上擺脫了20世紀90年代圍繞“市場轉型”產生的爭論影響，制度因素、政府政策、利益博弈等因素都開始被用來分析中國社會分層結構的形成過程。李路路用“從‘決定性’轉向‘交易性’”，概括了中國階級階層關系的變革。他試圖通過階級階層關系結構的這種變化，提示中國社會整合的新模式。孫立平提出中國進入利益博弈時代和中國社會結構處于定型化過程之中的觀點，認為階層之間邊界開始形成，階層內部認同開始形成，階層之間流動開始減少，社會階層開始出現(xiàn)再生產。對于這一點，不少其他研究，尤其是關于教育不平等以及勞動力市場不平等問題的研究，也提供了一些實證的支持。但也有不少學者認為，中國社會分層結構仍處于快速變化的過程中，現(xiàn)在談“定型化”還為時過早。

其他一些學者則關注國家政策對中國社會分層結構變遷的影響，認為國家政策以及國家決策模式的轉型，加大了政策因素對社會分層結構的影響，也擴大了不同社會階層的社會參與和社會博弈的空間。

4 社會中間階層研究：作為社會穩(wěn)定器的功能引人注目

學術界和社會普遍對社會中間階層或中產階級的成長感興趣，一個重要的緣由是社會中間階層或中產階級具有作為社會穩(wěn)定器的社會政治功能。

社會中間階層研究屬于社會分層研究的一部分。關于社會中間階層，在概念上并不統(tǒng)一，部分學者使用社會中間階層概念，部分學者使用中產階級概念，還有一些學者使用中等收入群體這樣的概念。應當說，使用社會中間階層和中產階級的研究文獻，在界定這個概念的基本方法上雖然有種種差異，但這些差異并非實質性的；而使用中等收入群體概念進行的研究，在概念界定上則多少與中產階級概念的界定有些不同。

在以往的研究中，社會學界對社會中間階層或中產階級的界定，較多地傾向于使用客觀的指標，如收入、職業(yè)和教育水平等。但近年來，從關系的角度界定社會中間階層或中產階級的研究變得多起來，由此形成了關于社會中間階層或中產階級的階梯模型與關系模型。學者們基于不同的模型，測算了中國現(xiàn)階段社會中間階層或中產階級的社會規(guī)模，不過由于各自的標準差異很大，因而得出的測算結果也有很大差異，比較通常的看法，是我國現(xiàn)階段城鎮(zhèn)社會中間階層或中產階級在總人口所占比重為25%左右。

學術界和社會普遍對社會中間階層或中產階級的成長感興趣，一個重要的緣由是社會中間階層或中產階級具有作為社會穩(wěn)定器的社會政治功能。如陸學藝、李培林等學者認為，社會中間階層或中產階級總體上還是一種社會穩(wěn)定器；周曉虹認為中國中產階級“消費前衛(wèi)、政治后衛(wèi)”。但也有學者通過經驗研究發(fā)現(xiàn)（如張翼），中產階級可能并非必然具有社會穩(wěn)定器的作用。李路路等則認為，中產階級能否發(fā)揮社會穩(wěn)定器的作用，是有一定的社會條件的，經濟發(fā)展水平、政治體制的特征、社會秩序的狀況都會影響中產階級社會政治功能的發(fā)揮。這就涉及如何處理好國家與中產階級的關系問題。而關于現(xiàn)階段中國社會中間階層或中產階級與國家的關系，從研究文獻來看，大體形成了兩種認識，一種認為社會中間階層或中產階級的成長是在國家政策的支持下發(fā)展壯大的，這顯著區(qū)別于歐美中產階級的成長經歷；另一種則認為，中國中產階級雖有較高的參政熱情，但其參與積極性并未得到國家的主動吸納與整合，相反受到了擠壓，主要是來自社會精英階層聯(lián)盟的“權力排斥”。而且，正如李友梅、李春玲等學者的研究所發(fā)現(xiàn)的，由于這種擠壓和排斥作用的影響，也由于整個國際、國內經濟形勢的不穩(wěn)定和不確定性因素增加，中國社會中間階層或中產階級存在著內在的生存和發(fā)展焦慮。

無論學者們怎么看待社會中間階層或中產階級的社會政治功能以及這種功能發(fā)揮的狀況，他們還是熱切地期望中國的社會中間階層或中產階級能夠盡快成長起來，并提出了一系列的相關政策主張，包括建構公平競爭的市場環(huán)境條件、建立中產階級利益表達機制和渠道、吸納中產階級的政治參與等。不過，一些學者也對我國的中產階級是不是一個整體性的社會組成提出質疑，認為根據(jù)一些經驗研究，目前我國的社會中間階層或中產階級似乎并不是一個整體，相反存在碎片化的現(xiàn)象。李路路等人根據(jù)“再分配→市場”轉型的二元分析框架，按照“社會結構——階級經歷——階級認同——階級性格特征”的邏輯，對當代中國的中產階級群體作出“內源—外生”的類型化區(qū)分，并基于經驗調查數(shù)據(jù)進行了實證研究，發(fā)現(xiàn)中國現(xiàn)階段的這兩類中產階級在“代際延續(xù)性”、“政治意識”和“消費意識”三個方面有著不同的性格特征和社會功能。此外，近年來，隨著學術界對擴大國內消費的討論，社會中間階層或中產階級的消費行為也成為研究的一個熱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