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個說法似乎違反常識,幾十年來,啟蒙知識分子總抱怨中國人只知國家、不知個體。然而,100多年前,梁任公、孫中山兩先生的抱怨恰好相反,他們覺得,中國人只知個人、家庭,而不知國家,因此中國是一盤散沙。平心而論,梁孫等先賢的看法較為接近歷史真相。
現(xiàn)代西方社會是從封建社會演化而來的,封建社會的一個重要特征是共同體主義或“社群主義(com m unitarianism )”。從16世紀開始,歐洲從封建制向君主制過渡,進而走向憲政加資本主義的體制。人們常說,西方文化傳統(tǒng)是個人主義的。這大體上沒錯,但封建的種種理念、習慣、制度大量遺存于現(xiàn)代歐洲。舉例來說,憲政主義淵源于封建制的某些原則,工人運動與歐洲各國的福利政策,也與封建的社群主義、共同體主義之間有直接淵源。
反過來看中國,封建制在秦代即告終結,皇權-官僚-郡縣制出現(xiàn)。在這樣的制度下,盡管法律本身不甚公平,但所有人在法律之下平等。土地和財產(chǎn)基本上為私人所有,社會通過市場機制組織財富的生產(chǎn)與分配。因此,中國社會的基本構成單位,人們從事經(jīng)濟、社會活動的基本單位,向來是個體和個體組成的核心家庭。因此,中國人才是個人主義的。
總之,封建的歷史遺留給現(xiàn)代歐洲人的文化、社會遺產(chǎn)是共同體主義,漫長的皇權-官僚-郡縣制歷史則把中國人塑造成為根深蒂固的個人主義者。這兩種精神必然塑造出兩種人生觀-金錢觀:共同體主義促使人們注重共同體的制度安排,以求共同體內(nèi)所有成員共享美好的東西,不論是憲政主義、社會主義,都有這種取向。個人主義則引導社會成員表現(xiàn)自己,每個人都在尋求超出其他成員的象征,最好是一目了然的象征。權力與金錢正好具有這樣的標識功能。個人主義者必然是物質(zhì)主義者,拜金主義者。
當然,宗教在中西社會結構中的位置對人們的人生觀-金錢觀也有巨大影響。中西社會在漫長歷史中形成的傳統(tǒng)道德倫理體系,于完成現(xiàn)代轉(zhuǎn)型的過程中,都經(jīng)歷過世俗化的猛烈沖擊。不過,在西方存在一個有形的教會系統(tǒng),它始終能夠部分地抵御世俗化沖擊。而在中國,為實現(xiàn)現(xiàn)代化,承擔著教化職能的儒家士人群體自己先放棄了儒家倫理,并且拼命地要從文化、社會等層面中清除它。經(jīng)過長期努力,社會主流倫理規(guī)范體系終于瓦解崩塌了。
中國人正是在這種心靈狀態(tài)下開始商業(yè)化的。從八十年代中后期起,金錢就逐漸成為人們崇拜的對象,“時間就是金錢”的口號,似可視為拜金主義時代開始的標志。金錢已經(jīng)成為這個社會最高的價值。
這樣的價值觀念所造就的時代自然是物質(zhì)繁榮的,更進一步是奢華的。但是,托克維爾早就指出過,個人主義-物質(zhì)主義的社會有它內(nèi)在的邏輯困境:每個人都追求金錢的結果是,除了最有錢的家伙之外的所有人都不滿足,焦慮,心神不安。財富不平等格局也確實會急劇擴大,從而引發(fā)劇烈社會、政治動蕩。中國過去兩千年的治亂循環(huán),就是物質(zhì)主義、拜金主義的產(chǎn)物。
(作者系知名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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