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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申辦居住證將不再收取工本費，群眾辦證將不用再掏錢了。15日，市公安局召開新聞發(fā)布會，通報了這一消息。同時，還有7類人員被列入了“不受深圳歡迎黑名單”，他們都不能辦理居住證，包括違反《信訪條例》等有關法律法規(guī)越級非正常上訪的人員。（據(jù)4月16日《廣州日報》）

　　上訪，是我國法律賦予公民的一項權利，是對司法申訴程序的補充。然而，在官員日益厭煩和懼怕群眾上訪的心理驅(qū)動下，群眾上訪在政府的辭典里卻出現(xiàn)了涇渭分明的“正常上訪者”與“非正常上訪者”之分。顯然，深圳市將“非正常上訪者”視為社會穩(wěn)定的隱患，其劃分思路就搞偏了，也無法實現(xiàn)“促進社會和諧，加強社會管理”的目的。而市公安局聲稱對“改過自新者仍可辦證”，前提則是“自最后一次被處罰結(jié)束之日起三年以上沒有其他違法犯罪記錄的人員”。這就等于說，“非正常上訪者”要想獲得居住證，就必須停止“非正常上訪”的行為，自動放棄維權主張，心甘情愿地承受非法侵害。這是哪門子道理嗎？

　　把矛盾解決在基層和萌芽狀態(tài)，是實現(xiàn)社會穩(wěn)定的有效途徑。中央領導同志多次強調(diào)指出，要最大限度地減少上訪尤其是越級上訪，就必須最大限度地把群眾的問題和困難解決在基層。其實，有些地方群眾上訪事件接連不斷，越級上訪時有發(fā)生。盡管無法排除有人無理取鬧，靠到處“告狀”過日子，但這只是極個別的現(xiàn)象。大多數(shù)群眾絕不會沒事找事，故意惹事生非。老百姓把大腿邁向政府的大門上訪，那是實地被逼無奈沒別的出路了，絕大多數(shù)人是受了委屈，傾訴無門，久拖不決，小事拖大，大事拖炸，活結(jié)積成死結(jié)。因此，作為基層干部必須改變工作方式，放下架子，深入群眾，變?nèi)罕娚显L為干部下訪。實踐證明，干部只有多“下訪”，群眾才會少“上訪”。干部真心實意為群眾著想，群眾才能息訪。干部把群眾的難事當成自己的事，群眾就不會越級上訪惹事鬧事。

　　原吉林省吉林市委副秘書長陳淳在談及信訪工作之“道”時曾意味深長說道：“要見不要躲，要疏不要堵，要冷不要熱，要柔不要剛。沒有干部害怕群眾的道理?！钡拇_，人民群眾遭遇“信訪難”，首先還是難在政府機關“門難進、臉難看、事難辦”上，問題出在接待人員對群眾上訪申訴的態(tài)度上。他們總是習慣于把上訪者視為“刁民”，都不是省油的燈。事實上，一些自稱百姓“父母官”的人忘卻了兩個最基本的常理：“上梁不正下梁歪”，“有其父必有其子”。民眾原本很正直淳樸，“刁民”之“刁”，往往就是從“刁官”那兒直接學習、“稼接”過來的，總是先有“刁官”，然后才有“刁民”。社會風氣不好，民風不夠淳樸，都是“刁官”帶出來、逼出來的。

　　在破解群眾上訪難題上，北京崇文區(qū)實行的“信訪代理”制，為把矛盾化解在基層趟出一條路子。所謂“信訪代理”，就是由有責處理的人或部門對群眾的“憂”和“難”進行代理，將群眾的事當成自己的事辦，使群眾合理合法的訴求得到及時解決，降低群眾上訪成本，提高工作效率。把說白了，“信訪代理”就是群眾有愁事遇難事，干部要當成心上事急辦事，替民解憂，為民做主。

　　“信訪代理”實效怎么樣？咱還是“不看廣告看療效”吧：報道稱，在近年來大規(guī)模推進舊城改造、累計搬遷3萬戶近10萬人的大背景下，崇文區(qū)連續(xù)3年保持越級群體訪、非正常群體訪雙零指標，全區(qū)信訪總量連續(xù)3年持續(xù)明顯下降，在2008年來訪人次同比下降22%的基礎上，2009年來訪人次同比又下降32%，其中，集體訪連續(xù)兩年下降50%，并連續(xù)兩年被評為“首都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先進區(qū)”。

　　從崇文區(qū)的實踐來看，做好信訪工作的基本經(jīng)驗有兩條：一是“一把手”要上手，形成正確的行為導向。區(qū)長直接負責信訪工作，區(qū)政府、各委辦局、各街道全部實行行政一把手主管信訪，對信訪工作負總責，必須親自管，親自抓。二是要有制度機制做抓手，建立健全監(jiān)督考核和責任追究機制。區(qū)委組織部與信訪辦共制定的《崇文區(qū)信訪排查調(diào)處工作考核辦法》，提出把妥善處理信訪突出問題和群體性事件、實行信訪代理、解決民生問題作為衡量評價領導干部官德政績的重要依據(jù)，并強調(diào)對工作不力造成重大信訪問題的單位主要領導，要脫崗到信訪辦設立的“補課桌”進行接訪，補好群眾信訪工作這一課。

　　說千道萬，破解群眾“信訪難”，關鍵是要首先鏟除黨委、政府機關自身的“攔路虎”，真正做到以人為本，執(zhí)政為民。